一朵梅花一颗心

作者：江山 口述：李兆华

    丰平轮启航了，船徐徐地离开了码头，我手里拿着一束纸扎的梅花，使劲地舞动着，码头上人山人海，在这众多的欢送人群里，我怎么也找不到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叔叔和姐姐。轮船掉了个头，船尾下留个大大的“C”字，然后就直线离开马来亚的巴生港了。

    船走了很远，再也看不到码头了，我才和另外六位姑娘回到了船底的舱位上。姑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从今天——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开始，我们“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的七名女战士就要奔赴抗日的最前线了。你们说，我们能不高兴吗？

募捐救亡

    船越走越快，越走越远。可是刚才欢送的热烈场面，还有我们文森队的组建情况，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我脑子里浮现……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日军的铁蹄踏上了大亚湾。惠阳告急！广州告急！接着就是这些地方相继沦陷的不幸消息，飞快地传到了东南亚，传到了千百万华侨的耳里。侨胞们的心都伤透了。难道我们能够眼睁睁看着敌人践踏我们美丽的祖国，看着家乡沦陷，看着敌人奸杀我们的姐妹弟兄吗？不！一个稍有正义感的人，都不会看着自己的祖国被侵略而无动于衷的。谁都不愿意当亡国奴。大家化悲愤为力量，一场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在马来亚各地开展起来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南洋惠侨救乡会和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间乐社、香港海陆丰同乡会联合成立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在香港设总团部办事处。接着就用各种方式募捐筹款，将所得的钱汇回祖国，用以救护伤员，赈济难民。一九三九年三月，黄伯才、张郁才两位爱国侨领，合资组织了由十一位热血青年参加的“两才队”，回国参加抗日。四月，侨领官文森又决定自费组织一个回国服务队。

    官文森是雪兰莪惠洲会馆市计主任。他原籍惠阳，年青时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抗战爆发后，他积极领导华侨开展救国活动，支援祖国抗战，深得侨胞的拥护和爱戴。因此，他要组队，很多人都积极响应，有些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吉隆坡报名。

    那时我才十五岁，我也不甘落后，瞒着家里人，偷偷地跑到惠侨救乡会报名。可是扫兴得很，报名处的同志说要家长同意并由家长带来方可报名。你看，这不是有意难为我吗？我知道，我家里的人是不会同意我离开他们的，特别是我年近七十的老奶奶可疼我了。难道就这样错失良机吗？这可是我报国的好机会啊！去！我立志要去！死缠硬磨也要去！

    回到家里，我把报名的事告诉了姐姐。姐姐比我大八岁。她处处关心我，照顾我，还常常给我讲好多好多的道理。遇事我总爱跟姐姐商量。她的办法可多呢！我问姐姐怎么办？她听后笑了笑，反问我：“逢娣（那时我名叫李逢娣），你是不是真的想去呀?”“是！那还用说吗？”我坚决的表示，姐姐看了我一阵说：“算了，你留在家里照顾奶奶，让我去吧!”“不！姐姐！还是让我去！姐姐，我的好姐姐！”我几乎是哀求了，随之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我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早知这样，我就不来问她了。我气得撅起嘴巴就跑了出去。

    看来这事只得靠自己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冥思苦想了半天，嘿！有了。先去找奶奶。奶奶不是很疼我吗？既是疼我，就应该让我去。只要奶奶同意，爸爸妈妈就得同意了。我满怀信心地去找奶奶。可是，不管我怎么样，奶奶就是一个劲地说我年纪小。看她这么绝情的样子，我再说也是没用的，便跑去问婶婶。我从小就过继给叔叔婶婶。婶婶要我问叔叔，叔叔又要我问爸爸。哎！难哪，真把人给气死了。没办法，我只要气冲冲地跑到矿上找爸爸，问爸爸给不给我去，爸爸说“逢娣！回国抗日可不是闹着玩的哟！你那样不高兴，能动员人家上前线吗？”“你不给我去，我当然不高兴了。”“谁不让你去啦？”“爸爸!”我一下扑到他的身上，那种高兴的劲呀！就别提有多高了。可我还是撅着嘴巴说：”他们都不同意呢!”“逢娣，你姐姐跟我说了，也跟你奶奶和叔叔婶婶说了，她要我们支持你回去，还说妹妹在家里的事由她来做。逢娣，回去抗日救国是好事，我还能不支持吗？老实说，要不是家里老的老，少的少，我都要回去呢！”爸爸边说边拉着我去报名。到了报名处，他们见我爸爸一身沾满油污的衣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很快就给我办了报名的手续，并约我三天后回这里考试。

    因为我经常去参加集会，经常背着妹妹到街头看演出，我的姐姐以及一个姓苏的老师也常常给我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所以我能顺利地通过口试和笔试，而且是在从两百四十多人中只挑选六个人的情况下选上我的。

    挑中的人中除我之外，还有王春红、欧巾雄、祝少珍、贺玉兰、叶清秀五个。雪兰莪新古毛警察局书记长古好能先生的女儿古秀英本来没有选上的，无奈她再三要求，且她爸爸还表示“只要让秀英去，她的经费全由我出。”这样，我们就有七个人。因为在我们之前的“两才队”是以两位出资的侨领的名字（黄伯才、张郁才）命名的，所以我们这次就取官文森先生的名字，叫“文森队”。文森队归署“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因而总称为“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

    文森队组成后，便开始做回国的准备工作。上午是训练，主要是学习时事，分析形势，为回国后开展服务工作做准备。下午是分头去募捐。平时，我爸爸每月给我五毛钱，叔叔给我一圆。我不喜欢买零食吃，倒喜欢看戏。马师曾、薛觉先等去马莱亚演出，有新节目我总是不会错过。近半年来，我既不吃零食，也不去看戏了。开始我把钱捐给有关组织汇回国，后来，我发觉自己总是捐得比人家少，就和姐姐商量。姐姐给我出了个好主意：用钱买来的白纸，用纸做成了一朵朵的梅花，再拿梅花去募捐。这样，我捐的钱就多了。当然，这钱不是我一个人的，它包含着多少侨胞的心啊！

    有一次，我正在街上宣传抗日，一位约莫七十岁的老大爷走了过来。他拿过我手里的一朵梅花，一下就送到鼻子前，使劲地吸了一口气：“啊！好香的梅花呀！”他边说边掏出钱来，“姑娘，这十一圆叻币不算多，可这是我家三代十一口人的一片心意啊！”他把钱郑重地放到我手里，拿着那么多梅花高兴地走了。从他那粗糙的大手和那简朴的衣着可以看出，他家境也不富裕。那时候，十一圆钱不算是小数目了。我来募捐，给三角四角钱的人有，一占两占（分）的人也有，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之心呀！望着老大爷远去的背影，我拿着钱的手微微地出了汗。我掂得这钱的分量，心想，一定要把侨胞的心愿带回祖国，带给祖国人民，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海浪从四面八方袭来，无情地撞在丰平轮上，也撞在我们的心头。随着轮船一高一低的颠簸，本来就悬挂着的心，像是一下升到了脖子，又一下沉到肚里。我用脚使劲地顶住船壁，双手也紧紧搂着柱子，还是忍不住吐了起来。本来，我们买票的时候就听说坐仓底容易吐，可为了节约，为了能够多交一些钱给祖国，大家说：“呕吐算什么!”是的，不要看我们个个都吐出了黄水，但没有一个人叫苦的。好心的船长见我们这个样子，让我们搬到最顶层。或许吐干净了，或许渐渐适应了，总之，这一搬，就好像从地下到天上，马上就不吐了。

    我站在船头的通道上，只见天连海，海连天。以前只听姐姐说过海。她也是看书知道的。现在自己到了这茫茫的大海上，除了姐姐说的海面上有许多海鸥在飞翔之外，还有一种会飞的鱼在跳来跳去，它跳得还挺高呢!这可是件新鲜事，以后一定要告诉姐姐。

    “姐姐”我正看得出神，后面传来一声童音。我回头一看，一位小姑娘已走到我的身边，她问我：“姐姐，能把你手上的梅花卖一朵给我吗？我给你好多好多钱。”说着，她就从衣袋里掏出一扎钱来。虽然是一占两占的，但也有一圆多。我问她：“小妹妹，你要梅花干什么？”“妈妈说，梅花不畏严寒，我要学习梅花，像你们一样，回国打日本鬼子呀!”多好的孩子，多好的妈妈呵!我抱起小孩亲了又亲，挑了两朵最大的梅花给她，请她送一朵给她妈妈。

    受这件事的启发，我们忘记了疲劳，又在船上，做起抗日救国的宣传来。船上的旅客早就知道我们是回国抗日的，纷纷鲜囊相助，拿出钱物给我们。我们知道，大家多出些钱，就可以多买些药物，多救济些同胞，就可以多增加抗敌的力量。

前线犒军

    丰平轮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安抵香港。那时香港还没有沦陷，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代表和很多群众都到码头迎接我们，很多记者都来采访我们，记得有一位男记者，见我们一式短发，着中山装、西裤，个个都是男装打扮，便要求与我们合影留念，还称我们是花木兰再现。。当然，我们没有花木兰的武艺；但是我们都决心为祖国效力，愿将我们赤诚的心献给祖国，献给前线的将士；以我们微薄的力量来唤醒民众，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来。

    香港比吉隆坡是繁华多了，但我们无心欣赏它的繁华。为等待给我们带路的人，我们在香港的一个星期里，焦急的心情比在船上的一个星期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想到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想到许多难民无家可归，我们便急于把带回来的七大木箱药品和大批衣物分发给最需要的人。

    说来也巧，我们到达的第一站是坪山，那时坪山属惠阳县。我们慰问的第一支部队是曾生领导的游击队新编大队。人们都说：第一印象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重要到这种程度，以至影响我一辈子所走的路。原来我只知道国内有国民党和共产党，至于两个党是怎么样的，我是一无所知。不过不用长时间，就能够清楚，因为对比是那样的鲜明。

    我们在坪山住了几天，看到部队的训练要求非常严格。战士们在烈日下练习刺杀，练得很认真，也很刻苦。初夏的太阳就象是故意显示威力，连我这个从马来西亚回来的人都感到灼热。可战士们全然不顾，汗珠随着刺刀出，甩在地上分八瓣。那情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到了晚上，部队和我们联欢，曾大队长把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在战士们的掌声下，我的脸霎时红到了脖子上，但是在他们那友善的目光鼓舞下，我很快镇定下来，接着由队长王春红代表爱国侨胞向全体抗日将士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曾大队长则要我们转达对海外华侨的衷心感谢和支持。联欢会自始至终都很热烈，我不知道拉歌起于何时，我也是在那时第一次看到拉歌的，游击队的战士来自四面八方，歌声也此起彼伏，从越南回来的唱越南歌曲，从泰国回来的跳从草群舞…，一些本地客家人就唱起了客家山歌，有一名叫莫一凡的游击战士，就唱了好多支山歌，人们都称他做“留声机”，随着岁月的流失，“留声机”留在我脑子里的歌也不多了，谨在此放一首给大家听：

歌仔一唱闹洋洋，

各位同胞听我讲，

日本鬼子打来大家吾使狂（不用慌），

游击队有了曾（生）和王（作尧）。

打日本，保家乡，

齐家（大家）都要出力量，

团结起来力量大，日本鬼子命不长。

……

    联欢会那热烈的场面，真使我一见钟情，久久难忘，我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定是最快乐，最幸福的人了。

    我们到的第二站是惠阳淡水，是间医院慰问国民党部队的伤员，还送了一些药品给医院。在这里，我的印象是医院比较紊乱，伤员士气也比较低落。我们也作了一些宣传，但似乎反映不大，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的第三站是惠州，慰问的是国民党骆凤祥的部队。接着到博罗。刚好这里正在办一个训练班。我们回国后深深感到知识不够，很想多掌握几套打鬼子的本领，也就跟着我听。可是听完以后，他们就要我们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部队。他们说：“国民党是救国救民的，你们参加我们的组织，就是爱国。”我们说：“我们是回来动员民众起来抗日的，不想加入哪个派别。”他们又说：“你们在这里能得到我们的保护，不用你们上前线，只要做些华侨工作就行了。”我们说：“华侨都很关心祖国的命运，不用我们做他们的工作；我们还是多向民众作些宣传鼓动工作。”他们还是不罢休，继续说：“共产党对你们是不怀好意的，你们可要小心点！”对此我们都心中有数，但我们还是很有礼貌地说：“我们会注意保护自己的，谢谢你们的关心！”看来，他们是想在我们身上打主意。可是我们没有缝好给他们钻，他们就抓不着什么，也就捞不到什么。不过，我们没有大意，队长王春红马上向东团报告了这一情况。东团团长叶锋知道后很重视。他考虑到我们几个姑娘单独行动是不够安全，就把我们分到惠阳队。

参军人党

    在惠阳队，我们到镇隆、青溪等地宣传抗日。我们和农民一起吃，一起住，又一起收割、插秧。虽然我爸爸在吉隆坡是个矿山机械工人，是卖苦力的，但干农活我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也是在这时候，我初步懂得怎样和群众接触，交朋友，学到了一些做群众工作的方法，为以后我在游击队做民运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是这时候，我们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更加了解。我们在澳头，刚好碰到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虽然我们安全地避过这次空袭，可是无辜的群众不能幸免。我们走进村头，几十具尸体摆在那里，惨不忍睹。每当我看到那些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死于侵略者的枪口下，看到那些被炸塌的民房，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老百姓，就激起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我想：要是我也能拿起枪上前线杀敌人该多好啊！可是，我们半年的期限到了。要是过了这个期限，再想回马来西来就很麻烦了。怎么办？来时我们跟亲人告别就说半年后见，而且活动经费都是准备半年的。

    那几天，我们几个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去向。有三个伙伴决定如期回去，队长王春红和我共四人还没有拿定主意。我知道家中的亲人挂着我，特别是奶奶，我出门慢一点回家她都不放心，总是远远地在路口张望。可我也想念着亲人，多病的妈妈经常闹头疼，三天两头起不来，我不能到床前服侍，不能尽女儿绵薄之办。有道是：人非草木，我也不能例外。但是，我想念自己的亲人是通情达理的，是会支持我留在国内坚持抗日的。记得回国的前一天，我们在吉隆坡叶氏宗祠集中，官文森先生代表广大爱国侨胞把：“文森队”的队旗授给我们，我们接过队旗在国父孙中山的遗像前庄严地宣誓：“尽忠报国，奋斗到底！”回到家里，爸爸又一次跟我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鼓励我牢记自己的誓言，为国效力。想到这里，我就不再犹豫，我们四个都决心：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们就不回马来西来。

    东团团长叶锋很欣赏我们的行动。他建议我们参加曾生同志领导的游击队新编大队，这正合我们的心意，个个都为实现自己的夙愿而高兴。一九四○年二月，我在新编大队政工队当司务长的时候，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是这个月，国民党背信弃义，逮捕了博罗队二十三名队员。广大华侨闻讯纷纷致电致函谴责国民党，要求释放被捕的队员。官文森先生还特地从吉隆坡到香港，要求国民党放人。

    官先生在港期间，我和王春红到香港去见他。他对我说：“逢娣，你还是跟我回马来西来吧。你奶奶和爸爸妈妈都挺想念你。要是你想回去的话，我可以帮你办手续。”我知道官先生是来试探我的，但我佯作不知，一本正经地说：“官先生！我回去，大家都回去。见了侨胞，我们告你个消极抗日之罪。”“哎呀呀！这我可担当不起。好厉害的嘴巴啊！”官先生说完，哈哈地大笑起来，然后很认真地听了我们的工作汇报，还鼓励我们要努力工作，英勇杀敌！

    努力工作，英勇杀敌。这句话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成为我工作的准则。从新编大队到抗日游击队，以后又改为东江纵队，我一直用这句话严格要求自己，样样都不甘落后，次次都出色地完成党和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香港沦陷的时候，我们港九大队跟着日本鬼子的脚跟进去，把英国军队丢弃的枪支、药品和其它物资收集起来，发动群众把这些军用物资一站一站地运回总部。港九大队刚进香港不久，就接受了中央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抢在日本鬼子刚占香港立足未稳之时，把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三百多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营救出来。那时我在大队任西贡区的民运区委；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方面，作了一些工作。特别使我难忘的是一次特殊的战斗—

营救盟军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美军十四航空队担任中美联合空军飞行员指挥兼教官的敦纳尔．克尔中尉，率领二十架战斗机从桂林起飞，护卫十三架轰炸机袭击侵占香港九龙启德机场的日军，在九龙启德机场的上空与日寇空军遭遇。发生激烈的空战，美机击落了三架敌机，而克尔中尉也不幸遭到侧击，其座机被打中油箱而起火，他被迫弃机跳伞。

    在缥缈的空中，克尔中尉俯视着地面，只见机场、太子道和宋皇台，周围的日军像一群饿狼，张着血口，盯着上空，准备将他捕获。克尔心想：「上帝啊！这下一切都完了，不能回美国与亲人团聚了！」他不敢再看下面，也不敢再想下去，绝望地用手蒙住眼睛。忽然一阵强劲的南风刮来，把克尔中尉吹到了机场北面的新界观音山上空，最后悠悠地降落到观音山半山腰上。

    敌人也马上跟踪搜山，出动了一千多人向观音山扑来，搜捕克尔中尉，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紧急关头，正巧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年仅十四岁的交通员李石送信到市区返回时途经此地，看见这个白皮肤的飞行员，立刻判断出这是我们的抗日盟军，便沉着机警地迎上前去，用手势招呼正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克尔中尉赶快跟自己走。日军的枪声愈来愈近了，克尔也顾不得多想，拔腿就跟他奔跑起来。他俩穿荆棘过丛林，直到观音山外的芙蓉别村附近的一个山坳，李石觅了个深深的土坑让克尔钻进去，又用树枝遮掩好，然后便急急地抄小路，赶往芙蓉别村里去找群众骨干邱葵大叔。正巧，我当时被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派到该村，负责组织民运工作，李石把救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的情况告诉我，听了李石的报告后，我的心里像火烧的一样焦灼不安，我只有一个念头：决不能让盟军飞行员落入虎口!李石还要赶回队复命，不能久留，他把情况告诉我后就急忙返回部队了。

    李石刚走不久，就听到不远处传来“嘭、嘭”的枪声，这个村去山上割草的邱大娘（短枪队员邱胜的妈妈）气喘吁吁的跑进来。她是一个哑吧，口里急促地“喔、喔……”发出声音，同时，神情紧张地向山坡的方向一个劲地比划着，手指在嘴唇上比划胡子，又用手指做放枪状，“啪，啪，啪”。我明白了，日军正在一边搜山，一边打枪，已经快搜到山这边来了，要赶紧把克尔中尉转移走。我当机立断，交代一个名叫邱葵的群众骨干按李石告诉的地点，去把盟军飞行员转移到比较偏僻的吊草岩山坳处隐藏好。我去准备一下食物用品，天黑以后再接他走。我随即动身赶回西贡黄竹山村，这个村子是我的落脚点，群众基础好。我一边走，一边想，把飞行员藏在甚么地方好呢？藏在村子里老百姓家，不行，不行！他是一个白种人，又是大鼻子，特征很明显，再化装也瞒不过敌人。要把他藏在村子里也很快被敌人搜索出来的，怎么办呢？走着，走着，想啊，想啊！我突然灵机一动：何不把他藏到日军据点附近的村后的丛林呢？那儿已经被日军搜索过，是处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反而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对，就这么办！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豁出命来也要保护好盟军战士。我急急脚小跑步回到黄竹山村，请短枪队员钟炳的妈妈赶做几斤茶粿，准备给克尔送去。这时已是傍晚时份，出去打听情况的同志回来说：“敌人已出动了一千多人在西贡一带进行严密的封锁和搜捕，黄竹山村附近的蚝涌、北围、南围都驻满了搜捕的日军。”显然，敌人第二天也会到这个村以及克尔藏身的吊草岩搜捕。我暗自思忖：现在要突破敌人重围，把克尔带到游击队部去已经不可能了。

    夜幕降临。我提着装茶粿的竹篮子，悄悄地来到吊草岩坳，按照预先约好的暗号：拍了三下手掌，很快就和邱葵叔联系上了。我问：「葵叔，那个飞行员带来了吗？」葵叔答：「带来了。」我考虑到多一个人多一个目标，就叫葵叔回家了，然后，我领着克尔趁着黑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丛中转移。

    夜，静悄悄的，阵阵寒风不时传来敌人扎营地的嘈杂声和犬吠的声音。我一边摸黑走，一边屏着呼吸聆听动静，走走停停，克尔显得很紧张，半步都不敢落后。我平时搞民运工作走村串户，对这一带山头地形都十分熟悉，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摸到北围村背后的山谷中。我警惕地向四周环视了一遍，没有发现甚么情况，就把克尔隐藏在一片茂密的草丛里，那里有一条山溪。我就将茶粿交给了他，他很激动，接东西的手有些发抖，想说甚么，但没说出来。为了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我连夜赶回黄竹山村。

    第二天，敌人果然把黄竹山、大瑙、吊草岩、芙蓉别村搜了个遍。敌人到黄竹山村扫荡时，一进村，就将老百姓全都赶到晒谷场里训话：“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飞行员，是白种人，被我们皇军打下来了，看到了交出来，皇军有赏，知情不报，格杀勿论。”除了我外，这里的老百姓一点也不知道内情，所以都很坦然，我就更是镇定自若了，未露出一点破绽。

    日军训过话，又挨家挨户去搜索。有几个日兵凶神恶煞地端着上了剌刀的步枪闯到我的「家」，推倒桌子，撞倒柜，里里外外地折腾着。我呢，却在一旁从容不迫地挑水，斩猪菜，烧火煮猪食，帮助钟大娘做家务。日兵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好在村里杀鸡、鸭、宰猪大吃了一顿，便继续往别的村子搜索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我就梳妆打扮起来，头后梳了个发髻，上身穿上一件黑布大襟衫，下身穿着一条大档裤，围着一条黑色围裙，一副当地客家妇女的模样。然后，扛着扁担，拿起镰刀，掖上准备好的几斤干粮，便佯装上山去割草，悄悄地来到克尔的掩蔽处。

    他远远看到我，就高兴地向我招手，似呼忘记了自己危险的处境。我急忙用手势向他示意：“小心，小胡子（指日兵）就在山那边。”当我来到他眼前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六十四开的本子，上边密密麻麻地印着好几种文字。他指着一行中文：“游击队在那里？”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我摇了摇头。他又指着另一行，“游击队离这里有多远？”我还是摇了摇头。他流露出失望的眼神。我连忙打了几个手势，意思是告诉他：“不要轻举妄动，要注意隐蔽，耐心等待。”我把干粮递给他就告辞走了。

    我来到石垄仔村找短枪队刘黑仔，没有找到，就先回黄竹山村了。

    克尔座机被击落后，日军抓不到盟军飞行员，更加疯狂了，出动了海、陆、空三军一千多人对沙田区、西贡区、进行大搜捕大扫荡。海上舰艇、电扒穿梭巡逻封锁海面；空军低空盘旋地面侦查；陆军大举出动，对沙田区，西贡区所辖的各村进行梳篦式“铁壁合围”，一个村挨着一个村地毯式大扫荡，搜捕克尔中尉，沿途严密封锁得水泄不通。

    在紧急关头，港九大队大队部接到从各中队转来的情报。蔡国梁大队长、黄冠芳中队长、蔡仲敏情报组长、陈亮情报员等共同研究对敌斗争策略，为了给盟军飞行员解围，决定实行“调虎离山”的行动，争取救克尔出包围圈。策略已定，立即命令各中队主动出击，牵制敌人。

    市区中队长方兰同志领导队员进行“纸弹战”：散发传单，贴标语。这次散发的传单主要是《东江纵队》成立宣言，简称《宣言》。《宣言》正式宣告我东江纵队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并肩战斗，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个巨型的“纸弹”对打击敌人，鼓舞港九人民的士气都起到重大的作用。他们把《宣言》散发到工厂、船坞、街道、公共厕所外、还投递到伪区长曾某家中、贴到中环街市敌人的“布告板”板上去！散发到公共汽车上、电车上去，散发到影剧院等等公共场所。

    黄冠芳、刘黑仔率领短枪队队员邓贤（邓斌）邱胜、詹云飞等七、八名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短枪队员扑向九龙大闹敌人心脏，开展了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偷袭九龙启德机场，炸飞机、炸油库、杀大汉奸陆通译……

    经过以上一系列的战斗和宣传攻势，迫使敌人将在新界郊区扫荡的部份兵力撤回到市区。反包围、反扫荡取得了胜利。解救了克尔之围。

    一个星期过去了，搜捕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撤走，但情况已经缓和多了，我悄悄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手枪队的驻地石龙仔村，向短枪队黄冠芳中队长汇报了掩护盟军飞行员的经过，为了使盟军飞行员早日脱离危险的境地，黄队长决定马上派人飞行员转移出来，再由游击队护送他到港九独立大队队部。

    黄队长叫来邓斌、邱胜两名游击队员并交带任务：“李兆华把盟军飞行员克尔掩护起来了。你们今晚和她一齐，把飞行员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事要保密，一定要保密，要保证安全!”

    入夜后，邓贤和邱胜两位游击队员，悄然来到黄竹山村找到我。随即，我就带他们到克尔掩蔽处，见过克尔后，我左手竖起大姆指，右手做打枪手势比划着示意克尔：他们两人是游击队员，要接你走。克尔很是激动，高兴地连声说：“Yes! Yes!”

    邓贤和邱胜把克尔转移到石垄仔村附近的山洞里，短枪队员在山下周围警卫。

    三天后，由刘黑仔带着邓贤、邱胜、詹云飞等七、八个短枪队员护送克尔到港九大队大队部。

    蔡国梁大队长、陈达明政委、黄冠芳中队长等人热情地接待了克尔，随后，派谭天（翻译）陪同克尔掩蔽在附近山坡上的一个被废弃的破炭窑里，又派小交通员陈勋负责大队部与他们之间的联系。二月底的一天，克尔在谭天和另外两位短枪队员的陪同下，由港九大队海上中队护送到驻扎在惠阳县坪山的东江纵队司令部，又受到曾生司令员、尹林平政委等领导的热情接待。

    不久，克尔便回到了桂林，克尔中尉终于安全归队了。

    同年三月八日,克尔从桂林给东江纵队寄来了一封感谢信和五幅自己画的脱险经过的漫画.六月一日东江纵队《前进报》登载了这封信和漫画,克尔在信中写到:“我二月二十一日被你们勇敢的人安全地和舒适地在敌人中间藏匿起来,然后又给送到敌人管辖以外的地方去.……我带着日益增长的奇异来看你们这庞大组织的力量、机巧、认真、精力和勇敢……中国抗战已赢得了全世界的景仰。而我们美国人亦以能与你们如兄弟般一同作战而自傲，在战争里以及在和平时候，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同志。”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点起了内战的战火。国不安宁，民不聊生，火已烧到了身旁，再也不能坐以待毙，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这场解放战争，我随着部队北撤山东，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南下解放广东；抗美援朝后调动到空军司令部；直到一九五七年解甲转业。十八年戎马倥偬,身上的东西旧了换新，也不知道换了多少批，然而，那朵从马来亚带回来的纸扎的梅花，却一直紧紧地伴随着我……。

一九九五年秋于广东省肇庆市

作者：李兆华之子 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