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一）

    我母亲原叫朱盘娣，1926年出生在广东省宝安县坪山镇的一个小村子。村子四周围绕着山丘，地处偏僻，树木茂盛，杂草丛生，常有老虎、狼、野猪等猛兽在附近出没。村子的形状像一个酒坛子，村边有条小溪，村口很小，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村外，又细又长。村子里大约居住着十几户客家人，生活贫穷落后。祖辈靠上山砍柴烧炭为生，到了曾外祖父这辈已无人烧炭了，大都改为种田，但山上还留下了几孔烧炭的窑洞。也许是根据村子的外形，也许是因为山上的窑洞，当地人将村子取名为盎子窑。（注：盎的拼音念ang，盎子是土汉语，指腹大口小的陶罐）

    我外祖父文化程度不高，在香港当海员，长年漂泊在外，虽然是打工的，在村里人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他生性耿直，总喜欢为穷人抱打不平。有一次为了帮一位受伤的船员争取工资待遇，得罪了老板，被老板又打又骂，绑在船舱几天几夜没吃没喝，被人送回家时已是奄奄一息，因缺医少药，不久便与世长辞。我母亲那年才5岁，还有一个两岁的弟弟，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做很多的家务，还需要照顾弟弟。有一次她在做家务时，弟弟在门前玩耍，他不小心头向下掉进了一条臭水沟中，当我母亲急忙把他拉起来时，只见他一脸污秽的淤泥，又脏又臭，并喝到了脏水。我母亲忙给他漱了漱口，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不料晚上他就开始又吐又拉，但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没钱看病，又没有医学常识，只能吃些草药。由于没有对症下药，三天后弟弟也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弟弟死后，我外婆整日流泪，不言不语，一下子老了很多。

    两年后的一天早上，我母亲在家扫地，只见外婆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头戴一顶客家凉帽，肩上挑着一担箩筐，快步出门，越走越远。我母亲望着外婆渐渐远去的背影，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她急忙扔下手中的扫把，快步追出了门外，哭喊着：“妈妈！你去哪呀？妈—妈！怎么不睬我呀？妈——妈！”外婆不敢回头，不敢应答，不敢停步，越走越远，直到从视线中逐渐消失。后来亲戚才告诉她外婆去马来西亚谋生了，因路费不够，只好一个人走了。我母亲此时无依无靠，是亲戚收养了她。亲戚家也很穷，为了生活，才几岁的她就要负担繁重的家务，每天她都要去山上放牛，割草，回家后还要带小孩，煮饭。刚开始，每到傍晚，我母亲总是独自一人走到村口，望着外婆走过的小路放声大哭，嘴里不停的呼唤着外婆，后来就默默地流泪，哭累了，就用村边的溪水把脸洗干净，再回到亲戚家。她所经受的苦难，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转眼间来到1938年10月，日寇在深圳大亚湾登陆，进入惠宝地区烧杀掳掠，大家都恨透了日本鬼子。那时村里人每当听说日本鬼子要来，就赶紧跑上山躲起来。在日寇的铁蹄下，老百姓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0年,盎子窑附近常常有一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活动，这是一支两千人的部队（包括民兵武装），他们在人数、武器装备方面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相比，完全处于劣势。物质给养就更困难，民国政府根本不管，部队又远离党中央，难以取得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直接支援，除海外华侨捐赠了少量的钱财外一切开支完全要靠自己解决。部队没有军服，缺医少药，风餐露宿，几天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武器弹药也严重匮乏，一人还分不到一条枪。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们靠的是坚强的意志和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才坚持下来。部队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转战南北，取得了不少胜利，并从刚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后来的两千人，被日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通过多次接触，我母亲慢慢认识到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对老百姓又好，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为民的，年仅14岁的她就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为伤员做饭、送饭、洗绷带。两年后，我母亲正式加入了由曾生同志领导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惠阳大队（注：1943年12月2日更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从此走上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我母亲到部队后，因年纪小，个子矮，不引人注意，被分配到交通站当交通员，负责秘密传送情报工作。这个工作必须面对艰苦、危险甚至死亡。无论是严冬酷暑、还是风雨交加，随时有情报随时出发。每次送信，全靠步行。跋山涉水，少则十几里，多则几十里路。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军时有磨擦，他们既要防备日本鬼子和伪军，又要防备国民党军部队。在我母亲来之前已有几个交通员就是因为送情报时被日寇发现后抓住杀害了。有一次部队经过坪山镇猪牯岭的山林，突然听到半山腰的树林中传来一阵阵：“呼—呼—呼—”的响声。战士们觉得很奇怪，寻声找去，只见地上有一堆新土，土中露出大半个人头，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叫廖瑞光的交通员被日寇埋在土里，手脚被绑，脸色紫黑，响声就是从他嘴里发出的。大家七手八脚，连忙把他救出来。他缓过气后，对大家说，他在送情报时被日寇逮捕，鬼子派了两个人对他进行活埋。当他们把他埋到一半时，突然发现有队伍过来，只好仓促逃跑。幸亏战士们来得及时，加上土埋的松，再晚一步他恐怕就牺牲了，当年他只有十四五岁。

    交通站长叫李群芳，虽然只是个18岁的小伙子，但已是干了三年的老革命。听说他刚来交通站时，老想去前线作战，后来曾司令对他说：“当交通员也非常重要，没有情报，部队就不了解敌情，无法消灭敌人；如果敌人来围剿，没有情报，部队因不知道转移而会被敌人消灭。情报就是部队的眼睛、耳朵、喉舌、刀枪和生命。”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使李群芳心悦诚服。他安下心来，并多次出色的完成了任务。由于他的工作杰出，很快就被提拔为站长（后被提为交通科长）。

                              （三）                  

    一天傍晚，有一份紧急情报要连夜送出，李群芳交待我母亲去送信。情报被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李站长把它卷成一个纸卷，塞进一顶破斗笠里藏着，让我母亲戴上，并交代途中有哪些地方有敌人的哨卡及注意事项。我母亲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腰系草绳，着衣褴褛，一身乞丐打扮。她喝了口水，二话不说，就走进了茫茫的黑夜之中。要避开哨卡必须翻过几座大山。我母亲刚到山边，远远就听见山上有老虎的吼叫声，穷凶极恶。她手无寸铁，有点心虚，忙找了根棍子壮胆，绕远路而行。当她途经其中一座山上的一片坟地时，看见远处飘着一堆堆磷火，当地人称之为鬼火。这是一片无人的荒野，白天一个人走过都有点害怕，晚上就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于是她加快了脚步，拼命向前赶路，匆忙中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土坑里。坑有点深，里面很暖。她站起来拍干净身上的泥土，检查了一下手脚，好在都是些皮外伤，并无大碍。她看了看四周，也不知有没有看花眼，好像见到一个妇女站在她旁边梳头，把她吓的魂飞魄散，连忙爬出坑外，飞奔而逃。当她跑了很远一段路后，才稍微放慢了脚步，实在是太累了。在无助的情况下，她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一首客家儿歌：“萤火虫，唧唧虫，杨梅树，吊灯笼。灯笼脚下有对马，摇摇摆摆对亲家。亲家问你怎样对，一合槟榔一合茶。”于是她在心中反反复复地默念着这首儿歌，并用这个方法战胜了恐惧和疲劳，战胜了口渴与饥饿。

    翻过了几座山后，眼前一马平川，要去的村子就在前头，我母亲想，这下可以完成任务了，心里很高兴，紧张的心情完全放松了。她看看周围的夜景，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仿佛在眨着眼睛。萤火虫儿带着灯在远处飞来飞去，正轻轻的跳舞。蟋蟀欢快的叫着，歌声此起彼伏……。原来夜晚是这么美好！走着走着，没想到刚到村口，突然听到黑暗中传出一声大喊：“什么人？口令！我要开枪了！”我母亲又被吓了一跳，在慌忙中答到：“泰！回令？”对方答：“山！”这时一个哨兵从暗处走出来，问明了情况，才让我母亲进村。此时已是深夜，我母亲找到曾生司令，将情报交给他，他一口气看完了情报，连说了几个“好！好！好！” 并倒了一杯热水递给我母亲，关爱的拍了拍她肩膀说：“朱妹仔，你一个人深夜走这么远的山路，怕不怕？”我母亲那年才16岁，又是个弱女子，武器装备除了一根破棍子外只有一双拳头，哪有不怕之理，可当着首长的面又说不出口，只好脸红红的笑了笑。

                                （四）

    1944年春惠阳大队在龙岗八仙岭一带打了一仗后，我母亲就病倒了。她全身浮肿、四肢乏力、茶饭不思，战友把她背到坪山镇乌来浪村陈娇叔家里。听说娇叔早年曾参加过土地革命，并积极支持抗日，但当时收留共产党伤病员是要冒杀头之罪的，搞不好会株连九族。可娇叔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的家就是抗日游击队员的家。他养了一群鸭，平时自己舍不得吃，只要部队一到他家，他就会杀鸭子慰劳他们。每个部队的伤病员送到他家，他都会精心照料。

    我母亲在娇叔家养病时，每天一早，他就把我母亲背到村后专门放草的屋子里，把草堆掏一个洞，让我母亲爬进去，再铺盖上草，把人遮蔽好，就担粪箕出村了。他每天去不同的村庄捡粪，一边捡粪一边打探敌情和寻医问药。他找到乡村医生，就说家里的新舅娘（当地客家人称刚娶的媳妇叫新舅娘）得了病,怎样治疗。每天他都按时送饭送药给我母亲，晚上八九点钟再背我母亲回家，并烧好一锅草药水叫我母亲洗澡，然后才休息。他还去部队找过卫生员陈霜子求药，当时部队处境艰难，药品奇缺，陈霜子实在拿不出药，便告诉他煲眉豆吃可以消肿。他回去后，天天煲眉豆给我母亲吃。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调养，我母亲的病终于好了。临走时，她依依不舍，此时此刻即使是用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自己心中的感激。

    由于通讯不便，堂哥朱新汉过了很久才得知我母亲在娇叔家里养病，他心里很着急，马上提着一只小母鸡赶来看她，可我母亲已经回部队了，他只好把鸡留在娇叔家里。娇叔家并不富裕，他省吃俭用把小母鸡养大，等鸡下蛋后，把蛋一个个存起来拿到集市卖掉。他好不容易卖了一块七元钱，自己不用，却托人千辛万苦的找到部队，带给我母亲。我母亲望着被旧纸包了里三层外三层的钱，感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小小的一块七，不是钱，是老百姓的一颗心！情深意重，比山高，比海深。老百姓对部队上的人比亲人还亲。老百姓是天，阳光和雨露滋润了部队茁壮成长。老百姓是地，辽阔的土壤使部队在人民中生根开花。老百姓是部队生命的源泉，甘甜的乳汁不断养育着人民的军队，发展壮大。
                                  （五）

    回到部队，我母亲被调到油印室工作，负责油印。为了扩大东江纵队在广东地区的影响力和鼓舞士气，部队创办了一个地下报刊“前进报”。主要内容是介绍当时国内的抗日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及部队与日伪军作战胜利的消息。这些报刊的印刷工作就是在油印室完成的。油印室由惠阳大队党总支宣传委员沙克负责，张松鹤负责绘画、纂写。（注：张松鹤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并参加了北京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的石雕工作）。一份报纸的制作需经过收集材料、撰稿、绘画、纂写和刻蜡纸等过程，上述步骤完成后才开始油印。前进报印好后，送到各部队和分发到民运员（部队的后勤人员）手中，民运员再通过把传单藏在香烟里卖给老百姓等各种方式，使这些报纸一传十，十传百。由于前进报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令敌人又恨又怕。为了捣毁油印室，他们经常到处搜查，因此油印室及人员需经常转移，一个村子只呆几天就要搬到另一个村子，甚至一天转移两三个地方，还经常钻山洞和露宿山头。油印室的工作地点一般选在老百姓家的阁楼上，空间窄小，一张桌子，白天在桌面上油印，晚上收拾好油墨、纸张等物品，在桌面铺上席被便是一张床。

    有一次天色已晚，人们正准备休息，突然接到上级指示马上转移，我母亲马上将一罐罐油墨、纸张等物品放进一只箩筐，另一只箩筐放随身行李，挑起两只箩筐就赶紧往山上走。当时天黑下雨路滑，道路泥泞。我母亲挑着箩筐，凭感觉跟前面战友的脚印一步接一步地走着。这是一条上山的小路，白天路上经常见到从香港过来的难民，面黄肌瘦、扶老携幼、三五成群。战乱使人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死在路边的难民不计其数。我母亲一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倒在山路上的难民尸体，脚一滑，人和担子一起扑倒在地。难民的尸体被踩翻转，大腿搭在她身上，把我母亲吓坏了。战友们连忙把她扶起来，并收拾好行李，继续赶路。           

    到了驻地，安顿好后，战友们都休息了。由于受到了惊吓，睡到半夜时我母亲因做恶梦而大喊大叫，把大家都吵醒了，他们纷纷过来喊着:“盘娣，醒醒，盘娣，醒醒......。”我母亲慢慢地睁开眼睛，呜咽地哭了起来，“盘娣，别怕，刚才只是一个梦。” 大家围着她：“一切都过去了，这里是你的家！我们都是你的亲兄弟，亲姐妹！”有的端着一杯水送到她嘴边，有的拍着她的肩膀，安慰她，使我母亲深深地感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

                             （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签署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会谈纪要”，党中央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同意让出广东等八个解放区，将八个解放区的军队撤到陇海路以北的解放区。      

    一九四六年六月，广东东江纵队正式得到命令准备北撤。东江纵队北撤的名额只有两千四百人，实际上部队总人数远远不止这么多，东江纵队只能将主力部队撤走，我母亲所在部队宣布：1）女队员需符合以下条件的才能参加北撤;A.身居要职，B.归国华侨，C.营级以上的军官家属。2）北撤人员必须在三日之内赶到宝安县葵涌镇。 3）留下人员改为搞地下工作。听到这个命令后，大家都很难过，尤其是那些被迫留下的东纵战士。有些女战士因不够条件北撤而急得直哭。当时我母亲只是个小兵，又没有结婚，也不符合北撤的条件，但她已经对部队有了深深的感情，她下决心无论符不符合条件都要想法跟随部队走。

    虽然签订了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但国民党当局蓄意消灭我东江纵队的野心却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派出大量军队，扼守在我东纵部队预定经过的大小乡镇、交通要道上，企图乘我北撤集结之际消灭我军。东江纵队在广东地区分布很广，各部队在集结的途中被袭击的事件不断发生。同时据东江纵队司令部通报，我粤东、北江等部队都先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我母亲跟着部队，几经周折，才于六月二十八日赶到葵涌镇。

    葵涌与坪山相隔很近，离登船还剩一天，我母亲心想，此去山东，三年五载都不知能否回来，别让亲戚挂念，她忙向部队领导请假。领导说：“凡是请假的队员，必须当日归队。”由于时间很紧，为了能按时归队，我母亲一路向坪山镇跑去。跑到盎子窑后，告诉亲戚她要参加北撤去山东。这时有个乡亲对她说：“现在国民党很强大，共产党已经失势，你去山东，不是上烟台，是上天台，还是不去为妙。”我母亲心想，正是因为共产党才使我这个苦命的孤儿获得了新生，共产党是我的大恩人，部队走到哪，我就跟到哪，生是部队的人，死是部队的鬼。于是她告别了乡亲，又跑回了部队。

                           （七）

    六月二十九日，风雨过后的天空格外的晴朗，位于葵涌镇东南方向的鲨鱼涌海域，阳光灿烂，海天一色。下午二时许，从蔚蓝的大海深处徐徐驶来4艘悬挂美国星条旗的军舰， 那是依照协议前来接载东纵队员北撤的三艘登陆舰和一艘护航的驱逐舰。下午六时开始登船。由于鲨鱼涌只是个小渔港，不是正规的港口，海水较浅，美舰无法抵岸，只能停在沙滩外数十米远的海面上，队员们登船需先乘小木船划到深水处的军舰旁再上舰艇。登船开始后，我母亲没有登船证，她灵机一动，混到东纵的家属队中，帮别人做这做那，过哨卡时，我母亲双手提着行李，负责查证的人以为她是家属队的，就放她过去了。走到海边的沙滩时，要排队打防疫针，我母亲两手卷起袖子，左右胳膊各被打了一针。她登上船后，紧张的心情才松驰下来。在上船，她听说原定运载2400人的军舰足足上了二千五百八十余人。许多人和她一样，没有登船证，也是各自想出各自的办法，避过了查证人员的验证上船的。后来她还听战友说，还有一些无法登船的东纵战士被在外面包围的国民党部队抓捕了。

    六月三十日早晨，朝阳冉冉升起，照亮了大鹏湾秀丽的山峦和蓝色海域。四艘军舰鸣笛后先后启航，编成一列纵队缓缓驶离大鹏湾，向湛蓝的大海深处驶去。船上的东纵队员高声地唱着专门编写的《北撤进行曲》：“我们离开战斗的家乡，我们就要奔赴新的战场。辞别了亲人，告别了战友，我们要到遥远的北方……”。经过五天五夜的航行，七月五日早晨，舰队抵达胶东半岛的烟台港。队员们老远就听到前方锣鼓喧天，看到岸上红旗飞扬，这是山东军民在热烈地欢迎东纵北撤将士的到来。船上的东纵干部、战士人人精神都为之一振，大家一扫旅途颠簸的疲惫，纷纷涌上甲板和舷窗旁，拼命地向岸上挥手。根据地到了！我们的大后方到了！从此我们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感觉就象飘零在外的游子回家，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许多东纵北撤的干部和战士都不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在山东，战友罗芸将我母亲的名字改为朱群。而我母亲和部分战友被编入第三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随部队一路南下，后被编入第四野战军所属的两广纵队（纵队主要由广东广西籍战士组成），并参加过淮海战役，屡经战火洗礼，九死一生，为共和国的诞生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