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台八号
    香港中环一间酒家大门打开了，几个喝得醉醺醺的家伙踉踉跄跄走出来，嘻嘻哈哈说着不咸不淡的日本话。有一个胖家伙像猪一样嗷叫了两声，一张嘴呕吐出一大堆肉不肉、菜不菜的东西在地上。那几个家伙哇哩哇啦地扬长而去，留下一摊又酸又臭的秽物。路人侧目而视，掩鼻而过。忽然，一只干瘪的小手伸向那摊秽物。那是一个大约只有五六岁的孩子，瘦得似乎只剩下两只眼眶，蹲下来捡那摊东西吃。
    这是什么地方？什么世界？这是香港，这是自1941年底日本鬼子侵占香港之后的悲惨世界！
    中环这个地方，人来人往。文淑筠正好路过，目睹这一情景，难受极了。横街小巷里倒下的饿殍，亚文并不是没有见过，可这是个活生生的小孩啊！亚文紧咬着下唇，脚步沉重地走开了。她感到双肩好像加上了砝码。
    亚文刚去湾仔与陈婵联系回来。陈婵是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的交通员。她今天一早从湾仔搭游艇去茶果岭，在那里见到了詹伍娇。伍娇给她一份《尖兵报》，另外还有一盒火柴，里面有一张字条，卷得像一枝火柴那样。陈婵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近烟得抽”，她身上带一盒火柴不奇怪。亚文在陈婵家里，拆开“火柴枝”，只见字条上写道：
    “乐已到，决定送她去学报务。《尖兵报》阅后照样印散发。我后天上午十时到你家。460”
    460就是市区中队中队长兼指导员方兰的代号。“乐”是文群乐，即亚文的妹妹。早在1938年，亚文十七岁在香港领岛女子中学念书的时候，就投身抗日救亡工作，随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日本鬼子侵占香港之后，亚文调到东江纵队。她动员她的弟弟也参加了东江纵队，回到内地。群乐在方兰身边当了一段时间交通员，她年轻，才十六岁，脑子灵敏，纵队正需要培养一些报务员，就把她送去了。姐妹情深，亚文真有点舍不得同妹妹分手呢！亚文看完信后，随手烧掉。
    亚文家住在儒林台。儒林台在中上环之间的半山上，是一幢八间的四层楼房，坐山面海，风凉水冷。老香港人都知道，以往住在半山区的，除了洋人之外，一般都是有钱人家。如果在战前，亚文是住不上儒林台的。日本鬼子侵占香港之后，要压缩人口，原来一百六十万，要减去六十万。那时，很多居民纷纷离开香港回到乡下，回到内地。日本鬼子也千方百计强迫居民疏散，光是去海南岛做苦工的，日本鬼子就抓了七千壮丁（到达前后陆续死去三分之一，战后返回香港的寥寥无几）。那时许多房屋空着。一些房屋廉价出租，只要有人来住，就等于替房主人看屋，正是求之不得。这样，亚文就住上了儒林台。
    亚文住的是八号靠边楼，正面向北方，右面向东方，有“走马骑楼”（即正面和右面均有阳台，连贯相通）。
    约定的那天，亚文正等着方兰到来，在她房间东面的一个窗口旁边，亚文挂上一条洗脸用的毛巾。这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毛巾，只不过有些花纹间条。这就是安全信号。
    儒林台东面，就是楼梯街。人们都叫它“百步梯”，其实不止一百级，但习惯上都叫百步梯。百步梯是从荷里活道直上坚道的石级阶梯。荷里活道下面就是闹市中心的皇后大道中。所以，这道百步梯，是从闹市直上半山区的一条主要通道。
    依照约定时间，只见方兰正沿着百步梯拾级而上。在百步梯，一眼可以望尽。如果有“尾巴”，也容易发觉。还没到儒林台，方兰就看见三楼东面窗口挂着的条纹毛巾，安心地拐个弯进入儒林台。
    “一定是有新的任务，”亚文想。她一早煮好了粥，让婆婆给两个孩子喂食。大的是一年前患肺病死去的大嫂遗下的四岁女儿，小的是亚文自己的两岁儿子。两个孩子都瘦得可怜。日本鬼子每天配给的粮食只有六两四钱（折合为二百克）。常常还是喂马的麦豆之类的杂粮，孩子还要减半，又少油缺肉，孩子不瘦才怪哩（在日本鬼子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里，香港居民饿死的和因饿病死的就有十万人）。幸而孩子有老人带着，家里就剩下一老两小，婆婆把全部身心都扑在孙儿女上面。
    亚文想的没错，方兰到来是谈一个新任务——建立观察哨。
    亚文静静地听着方兰的话：
    “目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新的形势......日本法西斯占领下的香港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香港是一个深水港，又处在战略要地，日本法西斯把它作为日本本土与东南亚占领区南来北往的中继港，出没于香港的敌人军舰船只必然更加频繁。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英美盟军更需要我们的帮助。”
    其实，东江纵队自成立以来，就不断给英美盟军以帮助。1942年开始，我们就帮助英军服务团从日军集中营营救出英军俘虏，在香港建立情报站；从1944年2月起，又先后救助出了被日军击落的八名美军飞行员。英美盟军都乐意与我部队合作。
    方兰接过亚文递来的一杯开水，喝了一口，接着说：
   “为了配合英美盟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司令部决定侦察敌人军舰活动的情况。这个任务落到我市区中队身上。我一接到任务，就想到儒林台这个好地方。”
    方兰和亚文步出“骑楼”，举目眺望，隔开九龙半岛和香港岛的以英女王名字命名的维多利亚港的一切景象，就摆在这两位女游击战士眼底下。维多利亚港像一美人横躺着，头枕昂船洲，脚伸出鲤鱼门。在碧波粼粼的海面上，日本鬼子大大小小的军舰，像蟑螂、苍蝇那样蛰伏在绿色的地毯上。
    “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也是艰巨的任务。”亚文想：“怎样去完成这个任务？”
    首要的是如何识别日本鬼子的各种舰船。“这个不难，”方兰说：“在船坞工作的同志可以想办法提供一份日军舰船型号图。”
    “最好能够有一副望远镜。”
    方兰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想办法找给你。”
    “你注意到没有？亚文，”方兰接着说：“港内舰船都停泊在那些浮筒锚位边上，浮筒是固定的。我们首先要将港口所有锚位绘了位置图，编上号。一份给我带上去，一份你留下来对照观察。这样，只要报上什么时间，什么锚位号，泊上什么舰船，司令部就了如指掌了。”
    停了一会儿，方兰说：
    “你看，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亚文说：“苏平住在坚道，她那里也可以监看一部分海面。她也可以帮帮手。”“这个......”方兰考虑了一会儿，“也好，多个人帮帮手也好。这个问题你同苏平研究好了。具体怎么做，你们商量决定。但要注意，你们在观察的时候，要小心别给人看见，特别是用望远镜观察的时候，更要千万小心。”
    “这样吧，”方兰临走之前说：“后天你叫姨婆到吕梅那里，带锚位图来，把舰船型号图和望远镜带回给你。”
    方兰走了之后，亚文就带着两个孩子坐在骑楼的小板凳上，手里摊开一本识字课本，边看边记，把港口的锚位记下来。晚上，亚文用“飞机纸”（即航空信纸）描下两张同样的锚位图。每个锚位都编了号：A1,A2......B1,B2......
    第二天,姨婆来了.姨婆名叫黄葵,是亚文孩子的姨婆,也是市区中队的交通员.她以摆卖故衣为生,也摆卖一些零星旧杂物.
    亚文同姨婆说清楚明天去吕梅那里的任务,商量着望远镜怎样带?她们准备把望远镜拆开来,镜片和筒管分家,分两次带.这样,即使万一被查到,只说是破旧杂物而已.
    这个办法好.黄姨婆把锚位图送了上去,又把舰船型号图和望远镜安全带了回来.
    看图对照,就可以识别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各种型号的日本巡洋舰、驱逐舰、登陆舰、运输舰，等等。拿起那副双筒望远镜，连敌舰上的编号也看得清清楚楚。
    从此，亚文每天早晚都观察横躺在眼皮底下的维多利亚港，观察各种敌舰的型号和所泊锚位，如新到了什么敌舰，或哪艘敌舰换了锚位，都一一记下来。晚上，亚文参考对照苏平提供的一些观察情况之后，在一小片飞机纸上，写上火柴头大的字，上报中队部。
    着意耕耘，自有收获。亚文源源不绝地把敌舰的情报上报中队部。经过了一段时间，基本上摸到了敌舰的活动规律。
    “收获”的日子来到了。那天，天有点阴，突然，刺耳的警报声叫了起来。从儒林台向下望，港口升起了空袭警报的旗帜。
    低沉的机声隐约传来，从远方飞来的美军轰炸机编队，直奔港口上空。一时舰上陆上炮火连天，美机轮番冲投弹，一些敌舰命中着火，海面掀起巨大的水柱，一些急忙起了锚的敌舰作S形游动，企图躲避美机投下的五百磅重型炸弹。
    维多利亚港颤抖了，战栗了。港口的敌舰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倾沉的倾沉。歪倒的歪倒，着火的着火。
    亚文拿起望远镜，还可以清晰看到那些“扑通扑通”跳水逃命的一个一个的“萝卜头”，心中的喜悦禁不住流露到脸上来。亚文放下手中的望远镜，当她心潮平静下来的时候，她好像又看到酒家门前那个瘦骨嶙峋的孩子那双干瘪的小手。
    从一滴水可以见太阳。我们的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当年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少将和美国技术代表欧带义博士就认为，我们的情报“在质与量都非常优越”，“帮助了我们的指挥当局取得更好的结论和计划。”
    在与日本法西斯进行严酷的斗争中，我香港市区中队的情报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里不能不把市区中队为情报工作而牺牲的四位同志的光辉名字记下来。他们是：
    张咏贤，十九岁的女战士；
    冯芝，六十岁的老妈妈，方兰的母亲；
    林冠荣，单柱贞，均为红磡船坞工人，空袭时潜入敌人办公室盗取船坞机密图纸，不幸遇炸身亡。
    这几位同志为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和世界法西斯斗争的壮丽事业英勇献身！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附后话：据悉儒林台八号早已拆了改建，面目全非。文淑筠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江纵队北撤时，党组织安排她留在香港坚持工作。1959年，亚文患上肝癌，回广州就医。是年8月17日不治逝世，终年三十八岁，葬于广州市银河革命公墓。

     本文摘自《南北征战录》作者 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