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石岩和尚”陈慧清
    1937年春天，宝安县乌石岩圩来了一个云游和尚，住在庙里，主持了庙宇。我们游击队的老战士到过乌石岩大都知道这个和尚。人们不知其姓名，称他为“乌石岩和尚”。其实，他姓陈，法名慧清。1941年夏天，我才认识他。
    那时，我在《新百姓》报社工作，住在龙华阳台山下，7月，我队粉碎日寇对我阳台山区的扫荡后，控制了乌石岩和西路部分地区。为了开展报纸的发行和新闻通讯工作，7月中旬的一个早晨，王培兴同志陪我到乌石岩投圩。
    王培兴是老战士，东移前曾在乌石岩一带活动过。他带我沿阳台山脚西行二十里，九点多钟便到了乌石岩圩。我们在街上走了一趟，在张贴“告示”的墙壁上贴了两张《新百姓》报，顷刻挤满了观众。在一间店铺里，我们找到了我队税站和民运队的同志，委托站长帮助发行《新百姓》报，约请一些民运队员做通讯员。
    办完正事，王培兴带逛神庙。这间庙，坐落在圩镇东头的山嘴上，门前有一二十级石阶，一进门就是庙堂。神殿不大，但有观音菩萨雕像，香炉、烛台、钟鼓、木鱼、经卷俱全。神殿左右各有一室，天井两旁是游廊，西边是僧房。庙后有岩石、小松林，远处有村落。
    战争时期，进香的人不多，庙里香火不旺。我们一进庙就见到和尚在殿侧的室内接待客人，一看原来是杨步尧同志。我们没有打搅他们，便到神堂观看，玩签筒，各人“求”了一支签，都是“上签”，不禁相视而笑。“此行大吉”，“会遇贵人”。和尚来神堂招呼我们，原来他就是慧清和尚。他年约四十，清瘦，中等身材，披件灰布袈裟，脑门上有九粒受戒的印记，稍长的眉毛下嵌着一对较深的眼睛，闪耀着慈善而机敏的眼光。我们说明了来意，他热诚地接待我们到客座喝茶，并向我们买了几份《新百姓》报。我们告辞时，步尧还在那里逗留。我想他大概是“向和尚做统战工作”吧。
    我同慧清和尚第二次的接触是7月下旬，那时“三大”和“五大”两个大队的报社合并，社址迁到西路长圳村。我到长圳参加报社合并的会议，分配我担任报社驻宝安特派员，负责宝安的新闻、通讯和发行工作，驻龙华赤岭头村。在回龙华的途中，我到乌石岩庙稍息，给慧清和尚送几份新出的《新百姓》报，交谈中，彼此增加了了解。我向他了解一些乌石岩的情况和南头、西乡敌后新闻。他知无不言，尽量满足我的要求，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支持我队的爱国和尚。
    8月初，我回长圳报社参加审干活动。西路是平原，柴草贵，很少烧热水洗澡，这晚我没有洗澡，身上瘙痒。次日黄昏，我和王培兴到村外的水渠里洗澡。雨后，渠水混浊，洗后不仅没有解痒，反而更加发作了，从颈部以下，周身都长了痱子般的疹子，彻夜瘙痒难眠。第三天上午，我在回龙华途中，到乌石岩庙看望慧清和尚，他见我不断瘙痒，坐立不安，问我何故？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他，他掀开我的衣衫看了一看，肯定说：“长了干癞呀，那些浊水有矿物质，洗了皮肤过敏越发瘙痒。你今天不要走了，就住在我这里，我给你治治。”他对我的关怀，他使我深为感动。盛情难却，我住下了。
    慧清和尚脱下袈裟，换上灰布短僧衣，到庙后的山坡上，采摘了一大把油柑子树叶回来。他进厨房收拾，倒了一大桶清水下锅。放进油柑叶，点火熬煮。沸腾十余分钟，捞去渣，舀进水桶，提放在冲凉房里。他取出一块香皂给我，吩咐说：“待水不烫时，趁热洗个澡，用香皂好好洗洗，可以去污止痒。然后在我床上睡一觉。” 我很痛快地洗了个热水澡，逐渐解了痒，躺在和尚的大床上睡熟了。一觉醒来，日已西斜。他叫我吃晚饭。厨工已摆好了饭菜，特为我煲了一煲清补凉猪蹄肉汤。他招呼我：“多喝点汤，清热解毒下火，多吃几块肉，补充点营养，就好了。部队的生活太艰苦了。”他对我如兄长般的关怀、爱护，使我感到温暖。
    这一夜，是我平生第一次住宿僧房，浮想联翩。这一次僧房夜话也是难忘的。入夜后，慧清上了灯，没有外人，我俩对坐灯前，喝茶、聊天。开头是坐着谈，夜了躺在床上谈。他问起我的身世，我打开话匣子，把家庭出身、个人的学历、经历，讲了一遍。我对他也想知个底细，问他怎么会出家当和尚？他慨叹一声：说来话长。他告诉我：他是惠阳县三多祝人，家境贫寒，读过一点书。彭湃在海丰搞农民运动，又到高潭组织了农民协会。他深受影响，支援革命军东征，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高潭成立区苏维埃政权时，他当过乡苏维埃的主席。1928年春国民党“围剿”海陆丰和紫金、高潭，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和土豪恶霸通缉他。家乡无法立足，遂撤退去港九，当时港九也有不少从内地去的反动分子，他们勾结港英当局，抓革命分子，引渡回内地加以杀害。要公开谋生也难。他有个叔父在港九某寺庙做主持和尚，便去投靠叔父，隐蔽在寺庙。日子长了，便随从叔父出家当和尚。我问他当和尚要什么条件、手续？他说：“要剃度受戒、诵经，要遵守佛家戒律，领受度牌等等。”我问他：“受戒怎么戒法？”他说：“举行仪式后，老和尚拿一枝香火，在我脑门顶烫九个疤，敷上药......”我问：“那不很痛、难受？”他说：“是很痛，但我心想，为了革命杀头都不怕，还怕什么痛苦？一咬牙也就挺住了......学了几年，能够独立做法事了，我叔父托人把我介绍到大屿山寺庙做和尚，那个地方偏僻，没有什么人认识，还不算安全，但日子过得冷清。世界风云多变，战事迭起。日本鬼子侵略我国，蚕食鲸吞，抢了东北，又侵华北。在这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在大屿山再也呆不下去了，云游回来，想为祖国抗日救亡尽点绵力。”我不禁感叹道：“你是老前辈啦，付出的牺牲很大，十年艰辛，真不容易啊！”他沉思一会昂然说道：“我坚信革命必胜！大革命失败后，经过十年内战，又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我说：“正如白居易诗说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点也不错哩。”近事，对“皖南事变”、苏德战争，我们观点都是一致的。我们的心已靠得很拢了。这次给我的印象又深了一层：他是革命的进步和尚。因严守党纪我没有再深问。这夜，我如沐春风，在温暖、沉醉中睡着了。
    8月15日至18日，日寇上千人向我阳台山区进行大“扫荡”后，我到各区乡走了一遍，采访我队反“扫荡”战况，看了劫后灾情，较快地写出一篇新闻稿，及时给了《新百姓》报，其中关于乌石岩的情况，大部分材料是慧清和尚提供的。我到小黄田和圩镇上看了被日寇烧毁的圩场后，到庙里访问他。他愤怒地诉说了日寇烧杀掳掠的暴行，并交给我一张字条，开列着日寇烧杀的时间、地点和数字，计烧铺户十二间、小学校一所、民房八间；小黄田民房大部分被烧，灾情最重；乌石岩被杀五人，各路捉去南头的三十二人，全被日寇惨杀。慧清愤恨地说：“给日本鬼记笔账，到时好清算！”乌石岩庙庙产极少，基本上是靠“善男信女”的香油钱维持的。但慧清还是竭力省出钱来救济灾民；并推动商会长和各乡长、村长办里善后事宜，及时解救灾民的苦难。
    8月，报社搬到大岭山区。9至10月间，国民党顽军进攻大岭山区，报社迁回宝安，驻在白石龙的山沟里，才恢复正常出报。为了恢复通讯和发行工作，我背着一捆新出版的《新百姓》报，上午先到龙华找何富儒同志帮助，下午赶到乌石岩庙找陈慧清和尚商量。慧清大力支持，还要了几十份报去发行。他与各界人士接触多，消息较灵通，我向他采访了不少观澜、西乡的新闻。办完事，天渐黑了，我打算赶回龙华过夜。慧清关切地说：“不要走了！一来单身走夜路不大安全；二来你也太疲劳了，就住在这里吧。”我又在僧房住了一夜。报纸每周出一期，我就每周跑一趟龙华和乌石岩。慧清的僧房成了我的落脚点。他就成为报社的义务通讯员和发行员。实际上他也是借《新百姓》报来做抗日救国宣传的，有“善男信女”来向他探问“新闻”时，他就给人一份报纸。
    这年冬天是多事的冬天。先是国民党反共顽固分子邓其昌，担任了顽军“挺进第六纵队”的司令，增兵塘厦、观澜一带，妄图向我阳台山区进攻。接着又是日军向宝深线一带集结，准备进攻香港九龙。在战云笼罩下，我们坚持按期出报，我仍每周到乌石岩采访。一天傍晚，慧清说：“近来情况较紧张，要提防顽军夜袭，我们不要在庙里过夜。”晚饭后，他带我沿庙后山排走了一里多路到上排村，住在村头的一间闲屋里。这是一间平房，室内有台凳和两张床铺。入夜后来人渐多，有十来个本村的青壮年，聚谈聊天，交流从各圩市听来的消息；上些年纪的玩麻将牌；年轻的玩胡琴、箫、笛，村头有人轮番守夜。夜深了凑个份子，或煲糖水，或煲粥宵夜。这是慧清和尚为了应付近来敌情紧张，通过这村的积极分子搞起来的“后生馆”，实际是“自卫队”（民兵）轮番值夜，以便一发现敌情好及时疏散，上山躲避。由此可见慧清警惕性之高，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切。往后几周，我来乌石岩采访，都住在这里，同慧清和尚同床。他怕我受凉，总把棉被给我盖得严严实实的。他对我的安全和健康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使我感念不已，永生难忘。
    过了新年，乌石岩的通讯和发行工作健全后，我就极少到乌石岩。这一年由于内战频繁，和我工作变动——调政治部当干事，就没有机会接触慧清了。一年多没有见到他，对他的情况偶尔有所闻。日寇侵占港九后，我队派出部队深入新界九龙，抢救文化人，抢运英军遗弃的武器物资，护商护侨。部队在新的斗争中扩大了，乌石岩的工作加强了，文化人招待所和医务所搬到阳台山蕉窝村；山脚的村里设有交通站和情报站，有担任掩护警戒的武装部队在这里活动。乌石岩一时成为部队的后方基地。凡此种种，都直接间接地加重了陈慧清和尚的任务。各单位负责人及伤病员和交通员有困难找到他，他都有求必应，尽力帮助。如动员群众积极分子突击突击搭文化人住的山寮，派人到南头、西乡敌占区帮助医务所购买药品等等。为了保护邹韬奋等著名文化界人士的安全，他通过一些社会关系帮助情报站加强监视顽军据点和敌区的情报工作。
    1942年4月，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调集一八七师和杂牌部队数千人向我惠、东、宝抗日游击区进攻，阳台山区是其进攻的重点。我队采取紧急措施，疏散乌石岩等处的后勤单位。这些，陈慧清都给我们很多帮助。
    1942年4月，顽军进攻我阳台山区受挫后，撤出乌石岩；10月，顽军再次进攻，复占乌石岩，并不断出动“扫荡”我在西路和宝太线地区活动的部队。顽军有些军官常到庙里来闯荡。这时慧清和尚处境险恶，他一面要巧妙地应付顽军官兵的搅扰，一面又要搞情报。对顽军的主要行动部署，他竭力设法弄清，及时送给我情报站站长黄循道同志。
    1943年3月上旬，我随“后方政治部”隐蔽在东莞涌口一带活动（当时我任组织科干事）。一天清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李东明同志，交给我一封给陈慧清的信，叫我到桥头塘面新村交通站去接收他的党组织关系。我去到塘面新村，爬上交通站住的竹寮，见到慧清同志。他穿着一套很土的大成蓝衫裤，不穿僧衣了。我把信给他看了。我俩如久别的故人重逢，互相热烈地紧握住双手。我说：“原来是你，确实是你！”至此我一切都明白了。他深情欢快地说：“这回真正回到娘家了。”这是游子归来的心音，对革命队伍集体生活的向往。
    我询问他：“怎么出来的？”“暴露了，搞红了！”他慨叹一声，然后概略地说了一回：“去年冬，乌石岩的空气很紧张，我预感到会有问题，向区委报告过。夜里不敢在庙里住一，又住到上排，幸得那帮后生警觉，有一晚半夜时在村头的哨兵，发觉官田等处有骚动，狗吠声由远而近，立刻回来叫醒我。我披衣出门察看，果然有情况，赶快叫后生同我一起撤上山。天明探知，是国民党顽军，派一个连来包围上排捉我。我逃到西乡找到组织，领导上决定调我来部队工作。......”交通站不是久住之地，我即刻根据东明同志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介绍慧清到“三大”工作。我满以为“后会有期”，没有详细谈就分手了，岂料这一别竟成永诀。
    3月中旬，我又奉命匆匆调到宝安。5至6月间，我回桥头塘面新村参加全军政工会议时，听说“三大”已分配慧清做情报工作。会后我又匆匆去了宝安大队和惠阳大队了解政治工作情况。7月底，噩耗传来：“陈慧清同志牺牲了！”他是死于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枪林弹雨下的。7月16日，东莞日军纠集千余兵力，数路出动，“扫荡”我杨西和治平地区。一路日军拂晓就包围了张家山。陈慧清等数人发现敌情后立即冲出村外，向山上突围时，在日寇机枪密集的火力扫射下，陈慧清中弹壮烈牺牲，临终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陈慧清烈士血染张家山的青山，他的忠魂与青山长在。
    近些年来，为了写这篇纪念文章，我访问过一些革命前辈和战友。梁广同志叫我找当年中共香港临时工委书记吴有恒了解。有恒同志告诉我：“陈慧清同志大革命时期在海丰县当过区委书记。当年中共香港工委委员胡作民同志，同流落在港九的海陆丰的共产党员有联系。1937年，作民同志和我讲过陈慧清同志的情况，我们工委研究决定恢复他的党组织关系。那时他已到宝安乌石岩当和尚，一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后，由胡作民同志单线联系。直到曾生同志回去建立中共惠宝工委后，我们才把陈慧清同志的组织关系转交惠宝工委。”从当年中共宝安县委书记刘汝琛同志处，才了解到：“1941年1月，中共宝安县委成立以前，是由惠宝工委转为宝安县委组织部长的蔡健民（即苏伟民）同陈慧清联系的。蔡调走时，我接收了陈的关系。他对党忠诚，工作积极，部队来时，他积极支援部队......以后我又将他的党组织关系交杨德元同志。”1940年冬至1942年中共乌石岩区的负责人杨德元、雷晓峰和刘云都同他联系过，一致认为他党性坚强，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无私无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刘云同志(1942年的区委书记）说：“据说他在大革命时期，在惠海边界的一个区当过区委组织部长。1942年，他暴露了，连老百姓都知道他是‘老模的和尚’。组织上已决定他要撤退，行动慢了一点，遭顽军围捕，幸得逃了出来。”
    陈慧清同志对宝安党组织在乌石岩和西路工作的开辟，和对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1942年，国民党顽军疯狂进攻我阳台山区，配合日寇夹击我队，使我队处于最困难的险恶关头。慧清同志为了部队的安危而千方百计设法取得重要情报，及时通知我队情报站。
    慧清同志以无比坚忍顽强的精神，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坚持以和尚为职业作掩护。为此，他又坚守佛家的戒律，终生没有结婚。他把自己全部的爱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战友，献给了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
    
          本文摘自《南北征战录》作者：李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