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岭山忠魂——记李淑桓烈士
  
    1941年农历八月十四日清晨，东莞大塘圩狭窄的小街上，摆着一摊摊应节月饼、田螺、蔬菜和一些鸡鸭，来趁圩的村民熙熙攘攘。突然几声刺耳的枪声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呵呵鸡’（当地群众贬称国民党军队）来了！”群众应声纷纷逃跑。
    这是徐东来的顽军。一营人正分路朝大塘村包围过来。
    一位中等身材，面容端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的中年妇女，移动那缠过的双脚颤巍巍地从大塘村小学方向朝大塘圩走着。她刚走上堤岸，敌人便从四面八方把她团团围住。
    她被绑在圩门口的石柱上，敌人要她供出游击队活动的秘密便放了她，但她没有受骗，什么也不说。于是，鞭子如雨点般落到了她的身上。许多村民暗暗在为她流泪......
    这位妇女是谁?她就是送七个子女参加革命部队,最后自己也奔上游击区打游击、名扬东江、受人尊敬的郭妈——李淑桓。
                 
                  
                      坚毅自信的闺秀
      
    李淑桓出身于广东省鹤山县古劳围墩乡一个清朝贡生的家庭。幼年随在广州执教的父亲李召南到广州，住在兴隆里私塾的阁楼内。她因缠脚（十来岁放脚）不好意思下楼来跟同学在一起上课，便独坐阁楼上旁听。她熟读四书五经，尤爱读烈女传。这对培养她后来坚毅的性格有很大的作用。
    李淑桓二十岁经媒人撮合与同窗郭福荣结婚，次年，她借用父亲办私塾留下的桌椅，在自己龙康里祖屋办了“时修家庭私塾”，以实现她“识字三千能教学，身居人群做人师”的愿望，立志要以教学自食其力，改变夫家贫穷的地位。
    然而，生活的道路并非她所想像的那么平坦，当淑桓生下长子显承和女儿云翔不久，祖母和三姑相继去世，在先施公司打工的丈夫也在此时失业，这给家庭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其时广州陈济棠政府的苛捐杂税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渐渐地，经济入不敷出，学校难以维继，但她仍不甘心地在拼力挣扎。
    1930年，淑桓听说香港准许私人办学，她便卖掉广州那间祖屋来抵还债务，带着儿女和一颗创伤的心，告别广州飘泊到了香港。此时，她已是六个子女的妈妈了。

                       走上新的征途
     
    在香港，淑桓向港英政府申请到了办学的执照，在九龙官涌租到一间民房，继续办时修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强占了我东北三省，淑桓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心情十分悲痛。从小熟读《木兰词》的淑桓，也像花木兰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而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政策，让大片国土沦落敌手，人民有家无处归，她哪能不悲伤不愤恨呢？！她恨日本鬼子，也恨蒋介石。悲愤之下，挥笔写了《哀国难》词来教授学生，让他们永远记住这国耻纪念日：
    “呜呼，今日何日？非日兵强占我国土，屠戮我人民之日乎！日兵强占我重镇，蹂躏我人民之日乎！......故今日为我最悲最痛之日，最悲最痛之日，即吾人复仇雪耻之时，能为此矣，执干戈以卫社谡，此其时矣！男同胞们！女同胞们！祈速起！”她边读边讲，慷慨激昂，泪流满脸。
    她给学生讲救国道理，教古文《正气歌》，讲《木兰词》，讲岳飞精忠报国，讲林则徐虎门销鸦片，抵抗外侮侵略，保卫祖国的故事，积极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
    1938年元旦刚过，她在香港当海员正失业在家的长子显承，一天向她提出了要到延安陕北公学校读书的要求。淑桓一时感到突然，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去读书呢？儿子说，这不是一般学校，它是共产党为我们穷人办的，学生学的是革命道理，毕业出来要为人民办事。淑桓是教师出身，对读书有特殊的兴趣。“读书能增长知识”。这是她多少年来每年总要向邻里的学生家长说上的一句话，劝他们子女报读自己的学校，怎么现在轮到自己的儿子要去读书就不让去呢？何况还是那么好的学校。淑桓的心动了，忙问：“就你一个人去吗？”“不，还有余闲乐社和惠阳青年会的几位工友一起去，妈，就让我去吧。”
    “待我写封信问一问你父亲。”淑桓说。
    在澳门一间茶楼打工的丈夫回信竭力支持，并汇款回来给儿子购置衣物。儿子出发那天，她带领全家送到九龙火车站，一再叮咛：“你今日远去，望你有志而成。”
    这一天，她结识了同来送行的香港惠阳青年会总务长刘宣同志。刘是共产党员，跟曾生同志一起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显承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由他们安排去延安的。淑桓与刘宣这次会面，是她后来走向新岸的开端。
       
                          尽她这份教子的责任
       
    淑桓自从认识刘宣之后，便常被约请到惠阳青年会参加各项活动。最令她难忘的是一次听著名革命家何香凝所作的“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抗战必胜”的演说。何在演说中论述了抗战必胜的许多有利条件后说，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不搞分裂，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淑桓很受鼓舞，但她又想，打完日本，中国又会是怎么样的呢？她在惠阳青年会到刘宣时，便向他提了出来。
    刘宣不假思索地说：“建立像苏联一样的社会。”
    “苏联？它是什么样的社会？”
    “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没有穷富之分。下次来，我拿本邹韬奋到苏联访问后写的《萍踪寄语》给你看。”刘宣说。
    正是这本《萍踪寄语》使淑桓大开眼界。她现在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国家，中国共产党将来也要在中国建立起像苏联这样的国家。从此，她认定共产党是个好的政党，她要跟着共产党走。
    1938年秋，日本侵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香港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许多男女青年报名回内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一批又一批从马来亚、新加坡、安南等地回国的华侨青年，陆续经香港回到惠阳坪山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李淑桓在惠青会目睹这一幕又一幕激动人心的情景，她再也按捺不住了，“人家千里迢迢回来抗日，我为什么要把儿女留在身边呢？”当她得知惠青会组织第三批回乡救亡工作团回内地工作时，立即跑去代女儿云翔报名。
    这年12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曾生同志任总队长。部队驻扎在坪山。淑桓的六子郭显怡（现名郭际）就读的海华学校（曾生任校长），积极动员学生回坪山参加游击队。显怡很想当个“红小鬼”，便跑回家找妈妈要她答应让他去坪山，淑桓沉思片刻，问道，“你才十三岁，人家要你吗？”
    “老师说，游击队里有十二三岁的红小鬼，我去正合适呢。”显怡说。
    “你没骗妈吧？”
    “同我一起报名的都跟我一般年纪，不信，你到学校去问一问。”显怡认真起来。
    淑桓笑了：“这样，你就去吧。”
    她转身进内屋翻开箱柜找出了块块百家布，连夜给显怡缝了一件夹背心。这正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第二天，显怡穿上这件夹背心便和两位小战友在钟仕开同志带领下离开香港，奔赴坪山。
    淑桓生下的七个子女（她到香港后又生下七子显隆，现名厚智）。自显承、云翔、显怡走后，剩下身边的四个儿子，除三儿子外，不久也先后被送往了部队。
    那是1939年5月，李淑桓第二次应邀参加香港海员回乡慰问团到惠阳坪山去慰问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临走时，她把在身边的显和、显乐（双胞胎）和年仅九岁的显隆也一起带上。
    到坪山的当天，淑桓抽空带着三个儿子到圩里外去蹓跶，要让他们见识见识游击区的新气象。在路口，她遇见几位儿童团跟自卫队在站岗，便对儿子说：“你们看看人家，小小年纪就懂得站岗放哨，为国家效劳，你们要向小朋友学习。”
    下午，云翔、显怡来见淑桓，她便要他们带着到连队去参观。
    他们来到连队，找战士们谈心。她知道了这些战士有不少是知情达理的读书人，还有不远万里从南洋各地回来的，这是抗日救国之风把他们汇集到了一起。她试探着问显和兄弟，“怎么样？想不想也当个游击队员？”显和点头说，“想呀！”淑桓高兴了，亲昵地对显和兄弟说，“这就对了，你们要学姐姐和弟弟，做个有志气的青年，我这次带你们来就是要你们学习这些同志，拿起枪杆子，抗日保国家。”
    显怡接着说，“显隆才九岁，参加部队怕太小了点吧。”
    “先给报个名嘛。”
    第二天，部队在坪山圩召开欢迎慰问团群众大会，部队首长请淑桓上台讲话。她健步走上主席台，又把五个子女也叫了上去。她把他们按高矮站好，对台下的战士和群众说，“我的大儿子显承已在陕北参加了八路军，三子显绪（现名郭村）在香港做工，也是搞抗日救亡工作的。其余的统统在这里，我现在把他们都交给部队，最小的这个才只有九岁，先报个名，待他长大了再送回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人人有份，我没别的能耐，就尽我这份责任吧。”
    她的话引发了台上台下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郭妈无私送子参军抗日的名声从此传遍了东江。
   
   
                        一位游击队母亲的情怀

    1940年国内风云突变。正当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跟当地人民一起奋勇打击日本侵略军之际，一直躲在峨眉山消极抗战的蒋介石却把枪口对准了抗日军民，继震惊国内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广东也发生了“三八”坪山事变。国民党调集了大批军队向坚守在惠（阳）宝（安）前线的曾生部队和坚守在东（莞）宝（安）前线的王作尧领导的部队进行了突然袭击。这两支抗日部队被迫不得不千里转战海陆丰。香港的抗日进步团体也相继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全国出现一股反共反进步的逆流。
    淑桓此时已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宝安青年会，她已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她没有在这股逆流中退缩，铁心要跟着共产党走。这期间，她依旧走街串巷，一家一户，一双胶鞋、一条毛巾、一个洗衣刷的为东江抗日游击队募捐。
    淑桓办的时修学校早在1937年因交不上房租而被封屋停办了。她和显隆的生活费主要靠丈夫的工资来接济。因此，她常常因工资一时接济不上而断炊。不料在这困难的骨节眼上，又额外地给她增添新的困难：东移海陆丰的部队不少在战斗中失散的同志，回到香港来郭妈家找联系，她家一时成了联络站和收容所。郭妈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家在香港的，她先去帮忙联系，然后送回家暂住；六七个没有地方可去的同志就让他（她）们吃住在自己家里。这给已闹过断炊的郭妈 经济上带来多大的压力！然而这位被游击队战士们称为母亲的郭妈却坦然地对他（她）们说，“你们的难也是我的难，不要担心，我有得吃，就不会饿着你们。”
    又过了些时日，她的女儿云翔和儿子显怡也在战斗中与部队失掉联系回来了，还带来了五儿显乐在一次阻击战中牺牲的不幸消自。同志们怕她太难过，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劝她不要太悲伤。郭妈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她把悲痛深深埋在心底里，把仇恨记在敌人的身上。她对儿女和同志们说：“显乐抗日有何罪，国民党反动派却要杀害他。他死得光荣！你们要继承他的遗志，把抗战进行到底。”
    这就是一个游击队母亲对儿女的情怀，对同志们的教诲。
    不久，东移海陆丰的两支抗日游击队执行党中央的“五八”指示，挥师回东（莞）宝（安）惠（阳）敌后，继续进行敌后游击战。郭妈又把掩蔽在家里的同志和儿女云翔、显怡送回了部队。
    淑桓这一连串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驻香港的特务机关的注意，不断有不相识的人来查问她。中央香港地下党组织为了她的安全，把她母子接到设在九龙的交通站去帮助工作。这年秋天，郭妈得知日伪军联合大肆进攻东宝游击区的消息，东移回来的部队正在东莞大岭山和宝安龙华两地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作战。她知道部队这时候正需要用人，便不顾丈夫郭福荣病故留下给她的痛苦，主动向组织提出上前线的要求。经批准，1941年4月，她便带着仅有十一岁的显隆投奔东莞大岭山游击区。
    郭妈走后，留在香港打工的显绪后来也进入了惠阳游击区。至此，她一家都投身到抗日前线，成为人民军队光荣的成员。

                         且为忠魂舞

    李淑桓进入大岭山根据地像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心绪无比兴奋。她见到了部队首长曾生，便提出要给她分配工作。怎奈她此刻水土不服，常拉肚子，曾生照顾她的身体健康，劝她住进了部队的临时医务所。
    这是一间流动医务所，流动性很大，每每遇到敌人打来，便得跟着部队转移。淑桓住院不几天，果然遇到“大鸡六”顽军来进攻。医务所从大王岭转移那天晚上，天下着倾盆大雨，医务所负责人周昆送给她一把雨伞，刚一撑开，就给大风吹跑了，她还差点摔了一跤；病友马上送一顶笠帽，也一样戴不牢。她索性什么也不要，让雨淋个够，还乐呵呵说，“淋雨当冲凉，不是也挺有意思嘛。”
    山路崎岖，路面淌过雨水，又烂又滑。周昆见淑桓没走过夜路，怕她摔跤，叫来一副担架想抬着她走。这下她却认真起来了，“我已是个游击队战士了，今晚是锻炼我的机会，谢谢你，就让我跟着大家一起走吧。”说完，拉着显隆踩着泥泞山路跟上病友走了。
    她经受住了第一次夜行军的考验。
    淑桓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医院里，不是教病友学文化，便下厨为炊事员摘菜洗菜，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但一俟身体复原，她又一而再地向领导提出出院的要求。
    一天，曾生总队长派来一名干部找淑桓谈话，想分配她到大塘小学去教书。
    李淑桓乍一听有些不解地问：“又要去教书？”
    “是这样的。”那位干部说，“原来大塘小学的徐幽明（中共党员）老师另有任务要调走，那个地方的社会情况比较复杂，是敌我双方争夺的一个前沿阵地，不能没有自己的人；而那几个村是讲广州话的，你会讲白话又在香港教过书，由你去接替他的工作最合适。”
    “我的任务就是教书吗？”
    “不，主要是做情报交通工作，教书只不过是掩护。”
    淑桓听明白领导的意图，便愉快地接受了：“我服从分配，什么时候走？”
    “今天就跟交通员上路吧。”
    她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显隆跟上交通员走了。他们爬山越岭，在落日时分来到了大塘小学。淑桓找着了徐幽明，当晚交接任务完毕，第二天便开始工作了。淑桓公开的身份是教育师，当然要把书教好。她知道在这里教书是为了革命部队，为游击区培养人才，所以她不辞辛劳编写了抗日语文教材，把游击队英勇杀敌的故事编入课本里在课堂宣讲，很受学生的欢迎。
    工作顺利地开展，使淑桓很开心。
    为了获取情报，淑桓利用小学教师身份主动参加乡里召开的各种会议，又抽空去拜会当地的上层人物；向学生家长作家访，跟他们谈教学，谈世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这样一来，她不但了解了乡里的社情，也从中获得附近敌人活动的情况。农历七月底的一天，她家访时从一位学生家长口中得知顽军八月初一要来大塘村收粮。淑桓立即把它写成情报，交由秘密小交通黎玉堂（学生）送往牛牯岭交通站。游击队接到情报后便在敌人的来路上设下埋伏。那天百多个敌人果真大摇大摆地走来了，游击队一阵猛射，打得他们懵头转向，抱头鼠窜。我们胜利了。
    农历八月十日清早，天还没大亮，她照常爬起床备好早餐，自己匆匆吃了几块点心，留下一份给未起床的显隆，便走出大塘圩福音堂的住所，朝大塘小学走去。
    她刚坐下来准备教案，突然几声清脆的枪声从学校背后山岗传来，她警觉地把课本和教案放回抽屉里，锁上房门，跨步走到校门口。街上已一片混乱，村民在惊慌逃跑。她正想找人问个究竟，这时一个女孩的声音朝她喊：“老师，‘呵呵鸡’打来了，快跑。”
    淑桓是缠过脚的，本来步子就走不快，经这么一耽搁，她落在了人流的后头。当她通过田野，走到圩边时，几个从后面追上来的顽军士兵便把她捉住了。
    顽军得知她是这里的小学教师，如获至宝，把她押到圩口绑在一条石柱上，轮番拷问：
    “你们的游击队在哪里？”
    “我是一位小学教师，只知道教孩子读书识字，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说，快给我打。”
    一个小头目发号施令，皮鞭、枪托如雨点般落了下来。淑桓双手被捆住，她只能用嘴来战斗，她喊破喉咙骂道：
    “你们逞什么威风呀，有能耐的就去打日本鬼，打我们这些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算什么本领。”
    “什么？你敢骂老子没本领，看我这就给你点厉害看看。”
    小头目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朝她头上打了下来，淑桓一侧头没被打着，木棍顺着左耳落在她的肩膀上，耳朵被撕裂，血流满脸。她强忍着疼痛，话也说不出口。
    “你说不说？不说，我这就毙了你。”小头目拔出手枪对准着她。
    淑桓振作起精神，怒目以视，骂道：“开枪吧，就对准我的胸膛，开枪吧。”
    小头目没有胆量开枪，他讨了个没趣，他满以为用酷刑就能掏出她的心里话，现在一切都落空了。他束手无措，最后只好把她解押回顽军司令部。
    淑桓遭受一场毒打，身上手脚无处不是伤，一松开绑她的绳子，整个身子便瘫落在地上起不来。
    敌人没奈何，找来一个四耳箩筐，把淑桓放入箩筐里，由四个士兵抬着到了金桔岭。
    金桔岭是徐东来顽军司令部所在地，是个杀人魔窟，不知多少烈士被活活地折磨死在这魔窟里。李淑桓进入那魔窟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她被秘密杀害了，就义时才四十七岁。
    李淑桓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大岭山根据地，许多人放声大哭。大塘村小学的学生更是泣不成声。战士们发誓要为她报仇。游击队办的《东江民报》出版纪念她的专刊。曾生总队长号召全区军民学习她坚贞不屈的精神，把抗战进行到底。他说，“郭妈在生死关头，在敌人酢酷刑面前，大义凛然，表现出一个革命军人的气节和骨气，她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李淑桓从一个清朝贡生家的闺秀，带着重整夫家贫寒家境的梦，走上教育岗位。抗日战争的大潮激发了她的爱国热情，进而接触了革命思想。为了抗日保家卫国，她无私地把自己七个子女先后送到抗日队伍，而后自己也毅然投身游击区，直接与敌人进行不屈的搏斗。这是一个普通的旧知识分子妇女所走过的革命之路。她赢得了东江人民和游击战士的爱戴，成为光荣的游击队之母。
    李淑桓同志为革命光荣牺牲了，她的忠魂却永远活在东江人民的心中。

           本文摘自《南北征战录》作者  王曼   郭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