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来，香港集中了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因反共顽固派加紧对抗日进步人士的迫害，许多著名学者、教授、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内地不能立足，先后从上海、武汉、广州、桂林、重庆、昆明等地，辗转来到香港。正因为这样，推动了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带来了香港抗战文化的繁荣。
    香港沦陷时，困于港九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约有300多人，他们的行踪逐渐为日军所察觉。日军占领香港后即封锁港九交通要道，实行宵禁，分区、分段、挨家逐户检查，搜捕抗日分子、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并发布命令，限令有关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导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日本文化特务还在香港公众场合点名要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到日本占领军司令部“会面”。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处境万分危急。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此极为关注。12月8日，即日军向港九发动进攻的当天，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为此，南方局和周恩来于12月9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要求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随后，周恩来还就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转移和安置等事宜，多次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要求周密部署，细心安排，保证安全疏散和转移；在东江游击区、惠州、曲江、桂林等地，要做好接待迎送工作；留在香港的须符合秘密条件；特别是对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要全力保证他们安全撤离。
    当日军进攻香港前夕，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正在香港开会，张文彬、尹林平、梁广、杨康华等均在香港。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也在香港。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关于紧急开展营救工作的指示，张文彬、廖承志、尹林平等先后在香港、宝安和惠阳，召集香港党组织、广东党组织及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会议，部署营救工作的种种问题，决定乘日军刚到香港，对情况还不了解以及大批居民逃难疏散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首先将他们紧急护送到港九游击队交通站，然后转送到惠阳、东莞、宝安抗日根据地，再护送到大后方。并决定：港九地区的转移工作，由刘少文负责，潘静安、李建行、廖安祥、陈文汉、何启明、何鼎华等协助；从九龙到惠阳、宝安、东莞，再到惠州的护送工作，由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从惠州到老隆的转送工作，由前东特委和惠阳县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由后东特委负责；到达韶关之后，由南委和粤北省委负责。还决定由尹林平布置从九龙到宝安、惠阳的交通线；廖承志、连贯分别前往韶关和老隆，布置国民党统治区的掩蔽地点和秘密护送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规模空前的营救工作，经过周密的策划和细心的组织，遂在港九、东江和粤北等地区，付诸实施。
    营救工作从寻找营救对象开始。当日军压境而来时，许多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已从九龙退至港岛。香港陷落后，在敌军多次搜捕中，这些人又几易住址，到处躲藏。党组织派出的港九武工队员和交通员，克服各种困难，把需要营救的人一一找到，然后避开敌人的搜捕，将这些人迅速转移到秘密住址。在武工队护送之下，从1942年1月5日晚开始，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到达九龙港九大队交通站。
    党组织首先安排被日军点了名的和在港影响较大的人物，紧急离开香港。这部分人在范长江组织下，由交通员护送，分批从香港乘船到澳门，然后转移到大后方。这部分人主要有：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廖梦醒、金仲华、千家驹等。何香凝、柳亚子等由专人护送，乘民船从海上撤至海丰。而宋庆龄则抢在日军轰炸启德机场之前，由香港直飞重庆。
    当时，从九龙港九大队交通站到惠阳或宝安抗日根据地，主要有东、西两条路线：东线从九龙经牛池湾到西贡，乘船渡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沙鱼涌登陆，转入惠阳抗日根据地。由蔡国梁、黄冠芳、刘黑仔、江水、肖华奎、刘春祥、陈志贤等率领的武工队负责护卫。东江抗日游击队调来的政治、军事素质较好的10多名战士参加护送。西线从九龙、青山道、荃湾、大帽山、元朗渡过深圳河入梅林坳，进入宝安白石龙根据地。由黄高阳负责，曾鸿文率武工队护送。东、西两条线都有日军的岗卡，并随时都有可能遭土匪拦劫。1月11日，第一批文化界人士邹韬奋、茅盾等数十化装成难民，离开九龙市区，从西线被送往宝安白石龙。随后，在党组织的安排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的护送之下，一批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主要经上述东、西两条路线，往惠阳、宝安根据地撤退。他们冲破日军的严密搜查、封锁，克服重艰难险阻。党组织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42年2月，刘少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同志及朋友，在战争中均已离战区，安全撤退。现韬奋、茅盾、乔木等百余人已安全到东江曾、王部；长夏等一部分人去澳门，再分别前往苏北及内地；何香凝、柳亚子等各乘民船去汕尾寄居村间。现在疏散工作已经大体结束”。全部营救工作前后经历了6个多月时间，从港九地区营救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的人士共800多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
    在这次秘密大营救中，被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营救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主要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张友渔、黎澍、乔冠华、沈志远、刘清扬、胡风、千家驹、范长江、萨空了、廖沫沙、蔡楚生、司徒慧敏、丁聪、叶浅予、章泯、金山、张明养、宋之的、梁漱溟、高士其等等。被营救脱险的还有国民党海军少将陈策，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等10多人。与此同时，还帮助近百名英国官兵、各国侨民安全撤离香港。
    邹韬奋、茅盾等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时，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粮食、肉类和药品奇缺的情况下，游击队尽最大努力，为他们安排好食、宿、医疗，并邀请他们参加部队各项政治、文化活动，使他们深受感动。邹韬奋对东江游击队的报刊给以很高的评价，欣然为《东江民报》题写报头，为曾生题词：“保卫祖国为民先锋。”茅盾也为《东江民报》副刊《民声》题名。许多文化人为游击队讲课、作报告。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茅盾等人又由东江转移到大后方。因国民党通缉邹韬奋，邹被护送到梅县江头村，隐蔽了半年多时间，后才被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
    由南方局、周恩来具体指导，张文彬、廖承志、尹林平等领导组织的香港秘密大营救，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受到中共中央、社会各界的好评和赞扬。茅盾说：这次营救工作，“是难以想像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真正是一场秘密大营救。”这次营救，及时保护了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对进一步密切共产党与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患难与共的关系，维护、加强抗日团结，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