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素以弹丸之地见称，寸土寸金。但在港岛中环繁华似锦的闹市中心，有一片百米见方修剪得非常整齐的草坪。那里四季绿草丛荫，鲜花绽开。草坪中央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用中英文刻着[英魂不朽、 浩气长存，The Glorious Dead 1914-1918 1939-1945]。

在这座纪念碑的对面，有一个纪念花园，牌匾上这样写道：[大会堂纪念花园，乃为纪念在1941-1945年间，于保卫香港的战事中捐躯的军民而兴建，座落中央的十二边型的纪念龛，内存一本阵亡者名册和纪念花环，墙上并镶有[英魂宛在、浩气长存]八个字为志]。以往每年二战结束纪念日，港督便以三军司令的名义，率领英军将领、政府主要官员、社会绅士名流、外籍退伍军人等，在此举行仪式，向纪念碑献花圈，悼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和平而牺牲的亡灵。

1998年，香港政权回归后的第二个重阳节，在董建华特首率领的拜谒队伍中，多了一群年过半百、白发苍苍、饱经风霜的中国老人，他们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老战士、以及军属和烈属的代表。在这次纪念仪式上，董特首将一份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烈士名册郑重地放入了[大会堂纪念花园]的[纪念龛]内。这标志着香港政府“首次正式确认为港捐躯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成员所作的贡献”(注1)，象征着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烈士英灵在香港得到了安息。这一刻，多少在场的和不在场的、曾为抗日战争出生入死的中国革命老人，流下了热烈、激动、欣慰、委屈的眼泪。

在这些泪流满面的老人中，有我的父亲林传，他是作为特首特邀的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以及烈属代表的双重身份，光荣地参加这次纪念和安放仪式的，在港九独立大队烈士名册中，有一位是我的亲人，他就是我父亲的大哥林生。

石水涧村在香港新界沙头角乌蛟腾，那里是我的祖家。从沙头角区乌蛟腾村后的一条羊肠小道翻山越岭8里多路，就是石水涧村。石水涧虽为村，但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全村仅有我们姓林的一户农家，终年以打渔和务农为生。香港沦陷后，石水涧这个偏僻且人烟稀少的小山村便成了游击队的重要据点。

抗日战争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在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孤悬敌后，进行着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建立电台与上级党组织和党中央联系。香港沦陷后，“廖办”（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派香港电台人员到游击区重建电台，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电台就掩蔽在石水涧我的家里。

1942年1月下旬的一天深夜，电台人员用香港原“廖办”电台的呼号和频率同延安党中央电台沟通了联络，从此宣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无线电通讯开始，电台正式成立。

1943年2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沙头角乌蛟腾村召开会议（史称“乌蛟腾会议”），这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期间，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副主席接连发来了电报指示，而接收这些指示的电台就设在石水涧。

电台除了工作人员外，还有一个由十几人的长枪队组成的警卫排。这二十多人的饮食是日常生活的大事。电台的工作人员不便外出，食物和用品等物资的采购和运输任务，就由我大伯林生和他妻子陈嫂承担起来了。为避免暴露，他们爬山涉水，舍近求远到沙头角的谷埔、或者用船到大埔墟去采购，保证了电台人员的日常生活，从而保障了电台的正常运作。

1943年春天，日寇大规模扫荡沙头角地区。这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电台已安全撤离了石水涧村。日本鬼子在扫荡石水涧村时，在我家发现了一些废弃的电台电池和游击队用过的物品，认为这里是游击队的指挥机关所在地。日本鬼子抓住了我大伯林生，将他捆绑起来，倒吊在家门口的柚子树上，又往肚子里灌水、灌满了再压出来，严刑拷打，逼他说出游击队和电台的下落。我大伯被打得死去活来，但始终都没有吐露出半点游击队和电台的秘密。鬼子将我大伯吊打重伤致死，最后还放火烧了我家的五间泥砖房屋。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当年，我的父辈参加游击队离开了家乡，转战南北干革命；房屋被日本鬼子烧了，无人居住；土地多年无人耕种，荒芜了；作为行政村的石水涧村后来也被撤消了。只有那永不消失的抗日电波，仿佛仍在空中萦绕......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我谨以此文缅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捐躯的无数英烈。

                             林 鸣 ⠀2007年6月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