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华南战场抗战的一面旗帜

——回忆东江纵队的战斗历程

1943年12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布成立，至今已四十年了。回忆东江纵队的战斗历程，东江人民艰苦抗战的情景，一幕幕呈现在我的眼前。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 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21日，日军侵占广州，东江下游和广州地区沦为敌占区。广大群众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丧失信心。领导华南人民抗战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广东东江，是我党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地区，东江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战爆发后，这里的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自卫队、壮丁常备队等民众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东江土地时，惠阳、东莞、宝安、增城等地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奋起抗击敌人。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第二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同志，根据党中央关于要在东江敌后开辟抗日游击区的指示，召集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同志和我（当时任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研究回东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我们两人都争着要回东江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我对吴有恒同志说：“回东江打游击我比你合适。你是外地人，语言不通，人生地疏；我是惠阳人，语言通，了解情况。”我还说：“1935年，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以中山大学师生员工抗日救国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组织广州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被国民党当局赶出了校门。为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来香港做海员工作。现在家乡沦陷，我有责任回乡组织群众，救国救民。”廖承志同意我的要求。10月24日，我和谢鹤筹、周伯明同志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回到我的家乡惠阳县坪山，组建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组织人民抗日武装。10月底，成立中共惠宝工委，由我任工委书记，属中共广东东南特委领导。12月2日，在叶挺将军的家乡惠阳县淡水周田村，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我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郑晋（郑天保）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在惠宝沿海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此之前，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和增城、宝安的党组织，在东莞、增城、宝安等地先后建立了我党掌握的人民抗日武装，多次和敌人作战。1939年初，东（莞）宝（安）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黄高阳任党总支书记。他们在广九铁路中段和宝（安）太（平）公路沿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两支队伍共二百余人。

在党的领导和东江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这两支人民抗日武装积极打击敌人，先后收复了淡水镇、葵涌、沙鱼涌和宝安县城南头等失地。在淡水镇建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从敌人手里收复了广东第一座县城，特别是收复葵涌，沙鱼涌，恢复了内地与香港和南洋重要的交通口岸。我们保护商旅安全，得到广大群众、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拥护和支持。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不仅从精神上、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我们，而且把儿女送回来，参加我们的游击队。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经济来源，全部靠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支援。1939年初，海外华侨经宋庆龄同志转给我们游击队的捐款一次就达二十万元。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先后回来参加我们游击队的达一千人以上，对我们部队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保护归侨、侨眷的利益，始终同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在国际上宣传我党我军抗战的主张和战绩，争取国际友人对我抗战的同情和支援。

党中央对我们这支初建的人民抗日武装非常重视和关怀；从延安等地抽调梁鸿钧、李松（李振亚）、卢伟良等红军骨干，加强我们部队的领导。他们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建设部队，使部队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成为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

我们在建军初期，根据党中央和省委指示的精神，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和统战工作，取得了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的统一番号，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为“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改为“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简称第二大队）。部队虽然接受了统一的番号，但仍保持原来的党组织和独立的编制，在作战行动、军政训练、干部任免和经济上均独立自主，不受国民党的限制，拒绝其拉拢腐蚀，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部队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到1939年底，我们两支部队发展到近七百人，在惠阳县的坪山和宝安具的龙华、乌石岩建立了抗日游击基地，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1940年初，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逆流到了广东。广东国民党顽军纠集一八六师和地方武装三千余人，向我们两支人民抗日武装围攻，企图一举消灭我们。两部突围后，向海丰、陆丰和惠东转移时，遭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损失严重，最后两部仅剩下一百余人。正当我们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中央月8日发来指示，指出目前全国尚是拖的局面，国民党还不会整个投降和分裂，曾、王两部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日军和国民党军之间，大胆坚持抗日，也不怕打磨擦仗。这个指示就如黑夜的明灯，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返回东宝惠前线敌后地区，投入新的战斗。

1940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遵照党中央加强对曾、王部队领导的指示，派省委常委、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尹林平）担任我们两支部队的领导。9月，他在宝安县的上下坪村召开了部队的干部会议。根据党中央“五八”指示的精神，总结部队东移海、陆丰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坚持在惠、东、宝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将东江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我和王作尧同志分别担任大队长，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委，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第三、第五大队分别进人东莞县的大岭山区和宝安县的阳台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次会议，贯彻了党中央指示的精神，确定了方针，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斗志，为部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是东江纵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部队进入大岭山区和阳台山区之后，我们执行了上下坪会议的决定，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积极打击敌人，清匪锄奸，打退敌、伪、顽多次进攻。1940年11月，第三大队在黄潭打退日军二百多人的进攻，毙伤敌数十名，这是我部返回敌后的第一仗，影响很大。1941年6月在民兵的配合下，把进犯我大岭山区的日军长濑大队和伪军六百余人，围困在百花洞山地梅林村后面、大公岭西南、髻岭东南一带达两昼夜，击毙日军大队长长濑以下五十余人，取得百花洞战斗的胜利。广州日军首脑哀鸣：“这是进占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第五大队在宝安县粉碎了敌人先后出动一千余人的“扫荡”，毙伤日军大佐指挥官以下七十余人，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在与日、伪斗争的同时，还打退了国民党顽军多次进犯。我们在和日、伪、顽的激烈斗争中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建立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到1941年秋，部队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武装民兵千余人，建立了大岭山区和阳台山区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进攻香港，我们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立即派出部队挺进香港、九龙地区，开展港、九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港、九敌后，组织了民兵，建立了抗日游击基地，成立了港九大队。为开展海上游击战争，我们先后建立了海上中队和护航大队。在陆地和海上积极打击敌人，袭击敌人的交通运输，有力支持了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廖承志的领导下，不怕艰险，深入港、九市区，抢救被困留在香港的重要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我军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先后抢救出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绳、戈宝权、张友渔、千家驹、于伶、丁聪等七八百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大后方。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我解放区宝安县白石龙村逗留期间，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和战士的文化学习帮助很大，他们给战士上文化课，给干部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国内的形势报告。胡绳、戈宝权、黎澍等同志还直接参加了我军的政治工作。邹韬奋对我们的报纸特别关心，建议把我军办的《新百姓报》和《团结报》合并，改名为《东江民报》，以集中力量把报纸办得更好。当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时，他欣然挥笔书写了《东江民报》的报头，茅盾也为《东江民报》的副刊题名为“民声”。邹韬奋临别时还送给我一张写有“为民先锋”的条幅，表达了他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被抢救出来的还有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夫人和陈汝棠等国民党官员和眷属，以及美、英、荷、比、印等国的国际友人近百人，连同港九同胞和侨商、侨眷不下万余人，在国内外产生很好的影响，对扩大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得到党中央的表扬。

1942年春，根据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指示，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梁鸿钧、政委林平。部队整编为一个主力大队和四个地方大队，以加强东江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为坚持艰苦斗争和准备反攻创造条件。

自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广东的顽军勾结日、伪军大规模地向我解放区猖狂进犯，日、伪军也频频配合向我夹击，妄图消灭我军。由于日、伪、顽的进攻，加上1942年严重灾荒，我解放区军民处境十分困难。我们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关于国民党对我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不能对其存在幻想，要依靠群众，加强团结，针锋相对开展斗争的指示，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战胜了困难，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从1943年春起，我们主动袭击敌人，拔除了广九铁路和宝（安）太（平）、莞（城）太（平）沿线敌人的一批据点；护航大队夜袭大亚湾马鞭岛，全歼伪海军反共救国军第一总队第四中队；独立第二中队在东江北岸的罗浮山区开辟抗日游击区，向增城、从化、番禺方向发展，活动到广州市近郊；我主力大队首次爆破攻坚，炸毁福永炮楼，全歼固守的伪警中队，缴机枪六挺；争取了伪军一个营和两个连分别起义、投诚。

我们惠东宝抗日游击根据地，处于广州到九龙的广九铁路南段两侧，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1943年冬，日军太平洋战场陷入困境，急需以广州和香港为基地，支持太平洋战争，为此，发起打通广九铁路战役。国民党顽军闻风而逃。11月中旬，日伪出动九千余人，号称“万人扫荡”，在空军配合下，对我东莞大岭山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下旬又对我宝安根据地实行“多路围攻”。我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粉碎了敌人大规模的扫荡，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我惠东宝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卡住了广九铁路这条敌人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使之始终无法正常通车，破坏了日军的战略部署，支持了南洋各地人民和盟军的对日作战。敌人惊呼“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是治安之癌”。统计一年作战，共歼日、伪、顽军千余人，我部队发展到七个大队，打开了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的新局面。

1943年12月2日，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党中央指示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下辖七个大队。我任司令员，林平任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和领导人的就职通电，宣布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东江纵队成立后，号召全军乘胜前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壮大我军力量，迎接反攻的到来。全军开展杀敌扩军竞赛。仅广九铁路以西的部队，就歼敌二十多个连，迫使伪军一个营和一个暂编团投诚；港九大队不断袭击敌人的岗哨、巡逻队和海上敌船，炸毁了日军启德机场的油库、飞机和破坏九龙第四号火车铁桥，在市区大量散发传单，使日军陷于惶惶不安的困境；护航大队和大亚湾独立中队在海上袭击敌船，俘获日军武装运输船，缴获大批重要物资，并向稔平半岛出击，打垮伪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为扩大游击区，纵队派出一支部队挺进增城博罗、从化、番禺边区及广州外围，袭击广州郊区罗岗等敌人找点，解放了广州近郊龙眼洞，消灭伪军一个连。游击队活动到广州市的白云山下，威胁广州的敌人。1944年6月22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发表讲话时指出：“敌第五十七师团在广九沿线，由我游击队抗击其百分之七十。”我军已成为东江地区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在抗战七周年的时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给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全体指战员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的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党中央的指示传来，给我们全体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先后抽调了一批干部，派到珠江纵队、琼崖纵队、韩江纵队和粤中、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工作，并帮助纵队建立无线电台。

在解放区不断扩大和部队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大力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在根据地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建立健全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民众抗日团体和民兵组织，领导生产建设，实行战时文化教育。到1944年8月，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达一百二十万以上。

由于部队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对敌斗争的不断胜利和国际声誉的日益提高，引起了盟军的重视。1944年7月，《美亚杂志》发表题为《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中指出：东江纵队是“纪律良好，经验丰富，获得地方居民及国外爱国团体支持的一支很强的军队”。10月，美军派欧戴义到东江来找我们，要求与我们合作，共同建立情报站，侦察敌情，收集情报资料，为盟军空军对日作战及将来配合我反攻时在华南登陆作战做准备。我们经请示中央同意，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盟军合作，共同设立情报站和电台，向盟军提供有关日军的情报。由于我们的情报工作人员的努力，收集到许多重要的情报资料，经请示党中央同意，提供给盟军对日作战，得到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和在华美军司令部的赞誉。他们认为“在质与量都非常优越”，“对美军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

1944年7月下旬，党中央给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8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的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作出部队向东、向西、向北发展，全面开展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我东江纵队立即派出部队，向粤北挺进，一度解放清远县城。1945年初，日军为防备盟军在沿海登陆，增添了一个师团，据守大鹏湾、大亚湾、红海湾一带，同时派两个半师团打通粤汉铁路南段。我纵队又派出两个支队挺进东江北岸，开辟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同时派出两个支队挺进北江，组建第六、第七支队挺进惠东、海丰、陆丰地区。同年8月，集中主力一千余人，挺进粤赣湘边区，迎接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开辟五岭根据地。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全军先后成立九个支队、六个独立大队，并成立江南（东江以南）、江北（东江以北）、粤北和东进（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四个指挥部，分别对各区域的部队实施作战指挥。我们把活动地区推进到广州市郊、粤赣湘边和韩江地区。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华南日军派代表到东莞地区，由我代表华南抗日游击队受降。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阻挠下，各地日、伪军拒绝向我军缴械，我解放区军民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坚决向一切拒绝投降的敌人开展进攻。至9月底，经过激烈的战斗和政治攻势，解放了东江两岸、沿海地区和粤北等地的城镇六十余处，缴获一批武器和物资，收复大片国土。

在八年抗战中，我们这支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孤悬敌后，处于敌伪和国民党顽军夹击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党中央和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一万一千余人的队伍，组织民兵一万二千余人。它转战东江两岸、港九敌后、粤北山区和韩江地区的三十九个县市；在大鹏湾、大亚湾海域英勇打击敌人，控制着数百里的海岸线和通往香港的交通要道，威胁着敌占大城市广州和香港，收复大片国土。我们在东江和北江解放区，先后建立了东宝行政督导处、路东行政委员会、惠东行政督导处、博罗县人民政府、海丰县民主政府以及北江东岸抗日动员委员会等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面积约六万余平方里，人口四百五十万以上。对日、伪军作战一千四百余次，毙伤日、伪军六千余人，俘虏、投诚三千五百余人，反击顽军作战三百余次。共缴获各种武器六千五百余件，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严重威胁着日军的南海防线，积极配合全国抗日战场和盟军的反攻作战。东江纵队成为中外共知的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支主要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其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竟污蔑我军为“土匪”，调集四个正规军及地方武装共七万余人围攻我军，妄图在国共谈判达成协议之前，一举消灭我军。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给我们提出的“分散坚持”的方针，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艰苦斗争，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我军的阴谋。

正当我们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同时，在重庆谈判中，我方代表挫败了国民党拒不承认华南中共武装部队的阴谋，于1946年3月，迫使国民党当局签署了华南中共武装力量北撤的协定。3月底，重庆三人小组派出中共代表廖承志、北平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方方、华南中共武装人员代表林平同志和我在广州和国民党广州行营进行北撤具体问题的谈判。国民党当局蛮不讲理，有意拖延时间，继续疯狂地向我进攻，企图在达成具体协议之前消灭我部。我们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五十天的激烈斗争，于5月21日，迫使其达成具体协议，又一次挫败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1946年6月底，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定，我队主力北撤山东解放区，以后扩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入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在第三野战军的指挥下，参加了解放战争华东战场的鲁南、莱芜、豫东、济南、淮海等重要战役。主力北撤时留下的部分部队继续在原地坚持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粤赣湘边纵队。

1949年9月，两广纵队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和粤赣湘边纵队汇合，担负解放广州战役一翼的任务，并为解放广东全境作出贡献。

东江纵队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由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港澳同胞和华侨爱国青年所组成，高举抗日旗帜，坚持团结抗战，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艰苦的抗战中发展壮大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

东江纵队的历史表明：它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的一支光荣部队。这光荣应归于党、归于人民、归于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