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受党中央的委派，我回到广东，负责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并参

加中央广东省委工作。翌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广东的大亚湾登陆。国民党

守军一触即溃。21日，日军侵占广州，华南沿海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广大群

众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丧失信心。领导人民抗战的重任落在我们

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广东东江是我党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地

区，东江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日军登陆后向内地推进，国民党守军

狼狈溃逃的时候，惠阳、东莞、宝安、增城等地的人民，在我党领导和影响

下，纷纷拿起武器，奋起抗击敌人。    

    10月13日，党中央指示，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我即召集中

共香港市委和海委的负责人曾生、吴有恒等同志研究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的问题。10月下旬，曾生等回到惠阳县的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委，组织人

民抗日武装。在此之前，王尧、阮海天、黄木芬等也在东莞、增城和宝安，

先后建立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这些部队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开

展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接连收复失地，威震南粤，名扬海外。不

仅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拥护，而且得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赞扬和信

赖。广大华侨、港澳同胞不仅给予精神上、财力物力上的支持，而且把儿女

送到部队，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对这支初建的人民抗日武

装很重视和关怀，从延安等地抽调红军骨干，加强这支部队的领导。在广大

群众、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下，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1940年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召开南方局会议，批驳了在敌后方搞游击

区会“影响统一战线”的谬论，肯定了广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和做法。”

41年12月下旬，日军占领香港不久，我们接到党中央周恩来同志的电示：许

多重要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土被困留香港。他们是我国文化界的精华，要想

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抢救出来。我和广东省委、香港党组织及部队的负责人进

行了研究部署。经过3个月紧张的工作，克服许多艰难险阻，从日军的严密封

锁下，抢救出民主人土、文化界人士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

绳、夏衍、戈宝权等七、八百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大后方。同时抢救出

来的还有余汉谋夫人，国民党官员陈汝棠等，以及英、美、荷、比、印等国

际友人近100人，胜利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在国内外获得好评，得到党

中央的表扬。

 部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943年12月，将番号

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并向全国发出通电。

    在长达八年抗战艰苦曲折的斗争中，东江纵队在党中央和广东党组织的

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拥有1．1万余人的部队。在远

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孤悬敌后，在日、伪、顽夹击的情况

下，紧密依靠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方针，转战东江两岸，深人

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英勇打击敌人，积极配合全国抗日战场和盟军对

日反攻作战。在东江和北江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和游击区，总面积约6

万余平方里，人口450万以上，成为中外共知的华南抗日战场一支坚强的武装

力量，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对抗日战争、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对东江纵队进行了长

达一年的军事围攻。1946年3月，党中央派我以军调部重庆三人小组中共代

表身份到广东，同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代表方方，华南中共武装人员代表尹

林平、曾生同志一起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谈判斗争，达成了东江纵队剑匕撤

的具体协议。

    1946年6月底，根据协议，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以后扩大成为两广

纵队，参加了华东战场的鲁南、莱芜、豫东、济南、淮海等重要战役。留

下的部队继续在原地坚持武装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发展成为粤赣湘边

纵队。

    1949年9月，两广纵队同粤赣湘边纵队担负解放广州战役一翼的任务，

并为解放东全境作出贡献。

    在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出版《东江纵队史》是建设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的一个实际行动。它使我们老同志重温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艰

苦奋斗的历史，激励我们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它教育青年一代，认

识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激励他们沿着前辈开创的道路，努力为实现祖国四

个现代化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