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李育中

    张振金同志花了好几年工夫终于将一部约二十多万字的《岭南现代文学

史》写成功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过的工作，富有创新的意义。这几年我和

振金同志一路有接触，其中甘苦我也多少领略得到。

    “文革”的恶梦过去之后，我本也有写一写广东文学史的意愿，并且收

集过一些原始材料，也有过一些设想，但仅靠个人的业余力量是难以进行得

顺利的。这个工作首先获得广东作协一些老作家的关注，专为此事开过几次

会，也谈过一些回忆，事情总算开了一个头。到广东社科院成立文学研究

所，才更具体化了。这是一个有关缘起的交代。

    广东虽说跟外洋通商得很早，洋化似乎也比别些地方深，但是在文化方

面仍然很落后。鸦片战争尽管发生在广东，公车上书的维新变法运动，也有

广东人康梁带了一个头，然后又有孙中山等四大寇，由兴中会到同盟会，在

政治革命上起过很大作用。但南方的文化始终落在京沪的后边。  1919年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于北方而不在南方，那是有原因的。

    说到文化，“五四”前后的广东，最高学府只有——间广东高师，他只

是培养中学的教书匠，师生冬烘头脑的居多数，对新文化是关心不大的，它

很不同于北京的北大、清华和北师大，能走上街头巡行的人简直没有。他们

还比不上甲种工业学校。广东那时的地方政府是北洋军阀支持下的桂系政

府，孙中山那时在广东还无法立足，只好在上海办《建设》杂志。

     如果说广东有转机，得归功从北大回来的一批毕业生，再加上陈独秀

以“五四”运动的声望被陈炯明聘请南来主持教育行政，进行教育改革，还

群策群力办了—份《群报》，在新的舆论局面上是大有开展的。本书对这一

力面的史实有较详的记述。

    从这些史实看来我觉得有两点值得特别指出的，  从本土来说，基督教

的教会学校颇起了一些带头作用，当时的广州，教会中学有培英、培正，女

校有真光、美华，大学有岭南和协和神道院，他们都是新文学良好培养基

地，原因是他们的环境和学风，封建性较少一些，西方学术与文学的条件较

方便一些，因之便应时颇产生一些新文学人材，除本书有载之外，我可以补

充说说。黄诏年和李镜池是从协和神学院出来的。后来李镜池、叶启芳和许

地山都读北京的燕京大学(有些还是研究生)，它也是一个教会大学，前前后

后燕大这样的教会大学也颇出过好些文学人才。这是我须要点出的第一个方

面。其次是，在广东的现代文学开拓中，引人注目的竟有这么多革命先驱者

又是新文学的前锋，不说不知道，本书一个最大特点是有根有据地把朱执

信、杨匏安、阮啸仙、彭湃等一大批人在革命宣传和革命实践中，同时也擅

于运用文学来配合政治，不失时机地，热情奔放地用形象的文字，激情的语

言反映这个时代，反映这个社会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这些都应让我们细

读的。

    如何写好广东现代文学的开头，确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特别在前人很

少有此类系统叙述，文献本来就不多，距离时间还稍远，加上文革时期，仅

有的珍贵资料又遭一次巨大的摧毁，  真有白头宫女话天宝的味道，而且当

时人与当事人已愈来愈少了，即使还存在，也因年老许多事已模糊不大清楚

了。如果读者对这一段历史还有感到不满足时，这已是无可奈何的事，如何

补充只好俟之别人或异日了。

    写文学史有一个分时期或分阶段的问题，我个人意见这三十年上下的年

份，大致的划分三段就可以了，不要分得太细，如二十年代是广东新文学的

起步年代，三十年十年是成长的年代，四十年代是迎新送旧的关键年代。每

个年代中都有它们的复杂性和鲜明的个性。如二十年代就有一个起步慢，人

手不多的问题，其次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几年中，文学成就不显著。特别

是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革命文学发展得有声有色，而广东却反应很迟

钝。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论战也很少。每一发展都会有或大或小的高

潮，象“九·一八”之后，抗战及战后一段期间也出现过一些高潮，这要让

亲历其境的人才易体验到。

    另一个凡文学史都应注意的问题，就是点面如何分配得好、结合得好的

问题，论地区，广州在全省自然是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由于香港的地

位特殊，而又是唇齿相依的，其间有许多微妙的关系，应予以充分的注意。

其次值得注意的地点是潮汕，至于粤北的韶关到战时成为临时省会才显出它

的重要性，到战后便又消沉了。南路的湛江地区，只有抗战初期略有一些文

艺活动，至于兴梅地区或四邑地区，有过些作家，但主要活动不在当地。至

于海南岛连同澳门，由于情况特殊，简直无法表述。

    文学活动和文学成绩往往是与某一刊物园地某一两个贤明编辑大有关系

的，例如北京的《晨报》有孙伏园，《语丝》有周氏兄弟，上海《民国日

报》有邵力子，《时事新报》有宗白华，《小说月报》有沈雁冰、郑振铎、

叶圣陶等。在广州我想举两个人，一个是《广州民国日报》的厉厂樵，另一

个是《红豆》杂志的梁之盘，他们艰苦地维持较久一些时间，为之写稿的人

也较多一些，颇能尽到园丁的责任。在香港当编辑支持过许多人写作的，有

潘范庵、龙实秀、任颖辉、侣伦等人。我想特别提出—个左上海编《良友》

画报的梁得所，那个画报影响很大，有文有图，编得很有精神，他自己善写

随笔，出过专集，介绍西洋美术史也有开创之功。这个县人读过培英中学，

在上海编过两份画报，活跃了十年便早死了。如果说以一个广东人在上海闯

得很好的局面(继之还有马国亮)，那末厉厂樵，刚好以一个江苏人读过上海

大学的党外人士，在广州编一份国民党报的副刊，编得很有声有色，并且有

意扶掖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作者，奇迹地维持将近有十年的岁月，那是很难得

的。厉氏自己也多所创作，杂文很出色，曾有过南方鲁迅的美誉，对进步文

学活动，他暗里是支持的。

    有些人物也可以在这里补叙一笔的，例如许地山本来就是广东揭阳人，

早年就对他的同学叶启芳与李镜池表白过，他实际是个广东人，由于父亲做

广东的县令，例应回避，便借口说是福建人或台湾人了。许地山年轻时居留

过广东，早年小说很有岭南色彩。自从1934年之后他便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

的主任，晚年写过好些有关香港的文章，积极参加香港文化社团的活动，并

且为提倡新文字拉丁化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说得更清楚一些，他应是广东

文学的大元老。

    还有一个湖南人的欧阳予倩，1929年以来，他奉地方政府之命办了一个

戏剧研究所，向外边请了许多人到广东，在当地还招了许多青年学生，播下

很好的种子。这个研究所办有演剧系和戏剧文学系，有过许多演出之外，还

出版过著和译的剧本，发表过许多论文，在报上办有专刊，还出一个《戏

剧》大型杂志，为广东文坛奠定许多基础工作。其中许多后生后来参加了革

命文学工作与实际革命工作，在低潮中积蓄了力量，并有潜势力地向四处伸

展，这一史迹是不可忽视的。本书对这一点已予以应有的重视了。

    大革命失败之后，广州在极度白色恐怖之中，竟有一些不甘寂寞的青年

以浊社的名义办了一份《纸字簏》，成员有任毕明和李德尊等人，印刷精美

活泼，图文并茂，很为短小精悍。所为杂文，锋芒凌厉，作者多是市美或市

师出身的，很会画漫画与装饰画，文章很俏皮讽刺，多是小品文，很受市民

欢迎，形成一种特殊的文风，可以说得上继承着大革命时期各大报副刊流行

一时给市民深有印象的所谓“五头电灯派”的余风。原来广州的街灯，是集

束为五个大灯泡作马路上照明的。报纸副刊把它画作版头用来象征市容，因

此得名。它影响市民趣味很大，当时流行语如“蜜丝运动”、“拍拖”等，

就是五头电灯派的作者如柑槎、龙井，刀仔、迫击炮等小品文作者创造出

来，成了市民的口头语。广州市民是富有幽默传统的，除了原有谈吐的幽默

成性之外，大抵还受到《语丝》的影响。这份《字纸簏》断断续续出了两三

年，给读者有不少影响。这一类幽默杂志事实上比林语堂的《论语》已早出

了四五年了。可惜这一类有政治讽刺有社会批评而趣味不低级的杂志，却一

直无以为继。现在连再寻找一两个旧本也十分困难了。

    “九·一八”后的广东革命文学活动情况及出版物是几经多方面收集才

初步有了一个轮廓，这得来靠群策群力，中间也很费时日，到现在为止，还

很不完备，这种勾勒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图景，还须有待补充核实，尽管是如

此稀稀疏疏，但已很难能可贵了。整个说来仍很粗疏，甚至有失误之处，相

信读者还能谅解的。

    岭南现代文学史，总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无法游

离中国现代文学的总趋势的。既然国民革命的北伐是从广东出发，既取得武

汉又取得南京与上海，军事上虽然是胜利了，但国共却分裂了，中国有为的

青年和工农大众被镇压和屠杀了。除了人民武装的反抗之外，文学也竖起革

命的旗帜，好些人便聚集在上海，革命文学便成了全国的榜样，广州和香港

是有所响应的，尽管这种响应已在“九·一八”以后，但仍然是十分珍贵

的。我们很怀念1932一—1933年这一段时间，无论在广州还是在香港，文学

上都很有值得称颂的表现，为了要深入民间，尝试使用方言文学，出了一份

小报式的《广州文艺》，同一时期，几个将入大学的青年冒险办了一份《天

王星》，表露他们对丑恶现实的鞭击和革命新天地的向往，这种献身的情怀

是很感动人的。之外由戏剧研究所出来的何楚(础)、何厌兄弟等人所办的

《万人杂志》，省一中出来的潘皮凡等人所办的《一般艺术》，都起过先锋

作用。同一时期在香港，有好些从革命失散出来的战士，总想方设法为革命

而呐喊，后起的一些青年也满怀革命热情来从事进步文学，表达他们在海外

关心祖国的命运。在香港一份销路不大的《天南日报》，副刊编者是任颖辉

和黎学贤，他们为了充实稿源，竟让几个小团体办了四五个文艺周刊，一下

子竟成了这个岛上前所未有的热闹，并且还为“普罗文学”的策略运用开过

笔战。文学杂志的《小齿轮》也对“新兴文学”(当时普罗文学或无产阶级

文学一个同义词)有所反映，这些都是在沉闷惯的香港文化氛围中，吹进了不

少新鲜空气。这得说明有两个因素是起作用的，一是受过革命洗礼而撤退到

香港避难的青年，另一些因沪战关系从上海回来的高校学生，他们都会带来

新鲜的种子。

    另一重要阶段是在抗战爆发的前后，  “八·一三”之后，由上海南下

的文化人不少，他们与当地的进步人士结合，使力量大增了。原来地方上已

因鲁迅逝世之后，颇集结一些可用的力量。特别在1938年夏衍等人南来之

后，有了一份在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为了纪念黄花岗革命先烈，整个

广州文艺界动员起来共同集体写作剧本，并空前大规模地演出了这个有现实

意义的话剧。在香港也是南北合流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鲜局面，一直维持

到香港落入敌手。茅盾那份《文艺阵地》之出现在广东，集全国之精英，更

值得纪念。

    再一个高潮是在战后的1946年，广州文化界空前活跃，复员回来的人很

多，出版了二三十份刊物，大多数是进步的。三四月份茅盾也到来了，如果

不出意外，大有把广州重现为第二个桂林文化中心之势，可惜时局一逆转，

多数人便撤往海外了。此后的香港便成为广东文艺的唯一中心好几年。在白

色恐怖统治下的广东其他部分，是无法培育出什么花草的。这一期间很难作

出条分缕析的叙述，事实上差不多成了空白。

    略可记述的有杨秋人、阳太阳、左军、李育中，黄益论、黄超、黄友

棣、区永祥、邱星海等人组成的《艺术评论社》，对文学艺术进行过一些评

论工作。区永祥还办了一份《电影论坛》(由穗出转港出)，艰苦地维持三四

年。在中学师生中有一个文艺小团体，出过一份《谷雨》，也能维持两三

年。有些文艺气息的报纸副刊，附在《建国日报》和《大光报》上边，也颇

培养一些未来的作者，例如岑桑便是这样出来的。

    如果说本书还有不足，且有挂一漏二之嫌，可以指出其中一点，那便是

日军侵入广州后的六年多以及沦陷后的香港计有三年多，其中是好是坏的文

学情况，还可以写得更充实，这只好等候另有专文才能说得清楚。一忠一奸

是怎么样的情况？广州的著名文学人物落水，没有听说什么，因为知名人物

早已撤往香港，而香港的失陷却是措手不及，好在好些文化人经过救援大都

能脱险了。但仍然有些人暂时还困在那边，被迫出席会议，或略略做出好象

汉奸的所为，也会有的。因为生活实在困难，形势也万分险恶，许多人终于

或先或后也逃出魔窟与火海了。唯独只有两三个才不得已而留下来的，他们

便是戴望舒、叶灵夙与卢梦殊(用名罗伯高，在上海时有笔名叫穆罗茶，曾

在良友出版公司编过电影杂志《银星》)。 

    战后人们对戴望舒和叶灵夙之留港不走，很招致大陆文化界人士的不谅

解。据这两人的解释，他们之所以不肯走，是为了不舍得自己的丰盛藏书。

颇过了好一段时间才弄清楚问题，戴、叶都免不了被日敌抓过和迫害过。而

罗伯高则在《华侨日报》安然工作，而且还出过一本小说集。他什么也不作

辩解，或者是生活逼迫所致吧。

    一部文学史初稿，只能暂时以这样的面目跟广大的读者见面了。希望出

版后对存在问题能获得各力的指正，以备日后使之更为完善。我以年龄关

系，“五四”到来的时候，那时我只是个小学三年级生，多少有点感受，但

全不知道文学为何物。我之热爱与关心文学大概到1925年才初步开始，秉笔

为文，并参加文学活动则更是以后了。由于个人见闻有限，很想在许多经历

中所间接或直接知道的，求得较近准确的叙述，实在有心无力。只有遵照作

者的嘱托，在前面写一些话作为引子，书中的结构和论点完全是作者自己

的，对于文学史上的各种现象，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每个人都可以有

自己的观点。我相信读者读过这本书之后，也会作出自己的论断的。临末，

我希望今后会有更完善的岭南现代文学史出现，并希望能有一本纯史料和作

品选读之类的书，那就更好了。

                                              一九八九年一月初
                                                写于广州石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