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唤醒东江人民，武装抗战

    当人民群众对消极抗战的国民党当局已经失去信心，对抗战前途深感旁徨忧虑之时，“东团”在团长叶锋率领下，由淡水转移到东江重镇＿＿惠州。这时队伍已经迅速发展，建立了惠阳、海陆丰、博罗、紫金、河源、龙川、和平七个分团，和东（莞）宝（安）队、  增（城）龙（门）队。两才队、文森队、吉隆坡队五个队以及东江流动歌剧团。人数已达到五百余人。

    “东团”回国，是为了共赴国难，坚决按照惠侨救乡会关于“中华民族血的斗争已展开了胜利的前途，然抗战愈接近最后的阶段，我们的肩任愈巨大，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救亡力量联系起来，作最忠勇的奋斗，争取最后胜利迅速之到临”的宣言精神，在东江的前方和后方，以墙报、标语、街头演剧、演讲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唤醒群众。并同当地热心人士开办夜校、阅报室、文化站，深入穷乡僻壤，灌输救亡意识。对有关政府的政令，无不尽力帮助推行。惠阳分团编印了“七．七”纪念特刊一千份，宣传品一千份，演出抗战话剧一百五十场以上，平均每场有观众八百人；“三．一三”纪念日，在惠阳县举行了七次群众大会，参加人数在七千人以上，惠州有二千多人参加“湘北、东江前线胜利祝捷大会”，会后举行空前的大游行。东江流动歌剧团巡回演出于东江游击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爬山越岭，甚至在日寇飞机盘旋威胁下，坚持为战士演出, 行程二千多华里。东宝队在东莞县的谢岗、黎村、青溪、塘厦、大岭山等地，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把这一带的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了青抗会、妇救会、农抗会、姐妹会、读书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  团体，并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和支部，掀起了群众参军抗战的热潮。刘宣领导的第七分团，潘祖岳领导的增龙队, 李翼领导的博罗队，通过建立各种群众组织，把群众动员起来。当时，参加各种抗日组织的人数在一万人以上。 

    “东团”在广泛动员群众的基础上，组织了抗日的打猎队、联防队、自卫队，初步把农民武装起来，建立起不脱产或半脱产的抗日武装。增龙队在增城县抗日前线的正果、派潭、福田一带，先后组织了三个“抗日杀敌中队”，每个中队有队员五十至一百人。博罗队深入博罗县的长宁、响水、新作塘等乡村，组织民众抗日武装，仅第四区的长宁、澜石两乡的抗日自卫队就有一百多人。与增城县交界的联和乡，组织了有二百人的半脱产的抗日随军杀敌大队。这些抗日自卫队，曾配合阮海天领导的增城抗日自卫队，在荔枝坳、联和、三江等地抗击过日寇  的入侵。这些民众抗日武装，后来大部分成为东江纵队独立第二大队和独立第三大队的骨干力量。“东团”还组织了十个工作队，共二百六十人，深入抗日前线，发动民众给军队带路、侦察，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设施，组织军民合作站、运输站、茶水站等，协助部队作战。当反攻深圳受伤的抗战官兵返回医治时，驻惠州的“东团”队员积极为伤员洗衣服、补衫裤、写家信、送慰问品。为了救济难民和慰问伤兵，“东团”在各地召开群众大会，开展募捐和献金活动。

    艰苦的工作与舍生忘死的战斗，使“东团”受到群众的尊敬和爱戴，而更重要的收获是，增强了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使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东江人民看到了前途。他们发出誓言：“如果日本鬼子敢来，死也要跟它拚呵！”

（二）巩固统一战线，团结抗日 

    一九在九年四月，为扩大发展东江抗日力量，“东团”团部从淡水镇转移到东江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惠州。为寻求地方抗日爱国人士的支持，团和叶锋亲自到惠州拜谒知名人士张友仁要求支持。张友仁对“东团”赈济灾民积极救乡的宗旨非常欣赏，亲自陪同叶锋去见国民党东江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东江专署专员池中宽、第四游击纵队司令骆凤翔、惠阳县长刘秉刚等当地官员。叶锋还与惠州、惠阳县各人民群众团体联系，介绍“东团”抗日救国的宗旨。国民党东江地区的党、政、军首要人物，为了标榜抗日，争取海外华侨物质支援，对“东团”的爱国行动，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敬佩。

    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张友仁与“东团”相处一年多之后，认识到回国抗战的华侨，真诚爱国，深受感动，所以对“东团”的感情越来越深。凡是有关抗日救国的事情，他都以满腔的热情给予支持；凡是出现了困难，只要能够做到的，他都不辞劳苦地帮助解决。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当局强令“东团”的队员要分批到惠州集训，妄图通过集训，灌输“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思想，并拉拢队员参加国民党组织，以统一青年运动为名.成立了三青团东江各县区分团部，强迫“东团”队员参加，以达到瓦解“东团”组织的目的。为了应付与粉碎这一阴谋，“东团”通过张友仁出面帮忙，要求缩短集训时间，使队员能够迅速开赴农村和前线为国效力。由于得到不少爱国人士的支持，加上参加集训的队员开展了合理合法的斗争，集训班不到一个月便宣告停办了。国民党当局妄图阻挠“东团”救国救乡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在非法下令解散东江抗先后，东江国民党当局接着把矛头对准 "东团" 。横蛮无理地限制龙川队活动；强行驱逐海陆丰队出境；非法扣留惠阳队队员；制造“博罗队事件”，勒令“东团”停止抗日救国活动。这些事件发生后，张友仁对国民党当局压制华侨抗日救国，打击华侨爱国热情的行为，极为不满，曾到处奔走，设法营救，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国民党顽固派劝令张友仁把“东团”从他的荔晴园逐出，妄图使队员没有立足之地时，他坚决拒绝了这种无理的要求；当香翰屏指使张友仁的世交、原十九路军将领丘兆琛劝说他不要与 "东团" 来往，并以断绝交情为威胁时，张友仁爱憎分明，不为所动。在时局逆转后，张友仁仍然与我党肝胆相照，冒着极大的风险，继续掩护我党的同志和“东团”队员。

    一九三九年初，“东团”东宝队队长王启光，利用与国民党四纵队司令王若舟和东莞县长张我东的世交关系，取得了他的支持，使东宝队能够公开合法地开展救亡工作。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并把打击目标对准"  东团”后，由于做好了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中，东宝队仍能坚持到一九四０年六月。博罗队在博罗县的统战工作搞得比较活跃，特别是二区的区乡政权基本掌握在我党手中。                                              

    吉隆坡队在惠阳县的横沥工作时，与国民党保安团一个连住在同一间学校里。这个连的连长郭清, 经常请吉隆坡队到他的连队去教唱抗战歌曲，讲形势，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和曾生部队英勇杀敌的情况。吉隆坡队与这个连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事件之后，广东的顽固派调遣重兵包围了曾生、王作尧的队伍，企图加以消灭。曾王部队决定东移海陆丰。一九四零年三月七日，连长郭清跑到吉隆坡队对队长黄炜然说，他已接到立即开赴稔山附近截击曾生队伍的命令，并向黄炜然道：“不知道曾生已知道否？你快派人去通知他。如果曾生队伍在这些地方遇到我们, 我们不开枪或朝天开枪，让他们过去。”为了此事，吉隆坡队曾派队员罗铁凤连夜到坪山向部队报告。                            

（三）培训骨干队伍，扩大力量

    日寇由于兵力不足，一九三八年冬，从所占领的淡水、惠州、博罗等地撤退。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团”等抗日团体，在这暂时成为真空地带的敌占区迅速扩大起来。

    随着抗日救亡队伍的不断扩大，培训骨干力量成为当务之急，为此, "东团”先后在香港和惠阳坪山、惠州、博罗县的黄麻坡等地，举办了十多期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培训人数达三、四百人。                                     

    一九三九年春，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经请示省委同意，决定于四月在博罗县的黄麻坡乡举办有“东团”分队长以上骨干参加的干部训练班。因为“东团”是公开合法的抗日团体，便公开打出“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名称。这个训练班由东江特委直接领导。东江特委与香港东南特委对训练班非常重视，派东江特委组织部长饶卫华参加领导，训练班的正副主任由杜埃、高云波负责,李果任党支部书记。到训练班上课的有东江特委书记林平,组织部长饶卫华和杜埃、罗理实、冯劲持等人。

    黄麻坡干部训练班，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它为东江地区培训了一批骨干，为深入持久地开展抗日救亡，发展抗日武装，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三九年春，东江地区只有党员三十多人，至一九四九年，各县已普遍建立县委，党员人数达到六千多人。

    坚持团结  反对迫害

（一）部署  应变措施，针锋相对

    当华南日寇基本停止了战役性进攻，对国民党开展政治攻势，进行诱降后，广东的国民党及地方的实力派，幻想和日寇妥协，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制定的一整套反共政策，大力贯彻执行。在东江连续制造了驱逐、非法扣留“东团”队员事件。十月，国民党东江公署专员池中宽密令各县监视“东团”活动。龙川县长邓鸿芹，一方面承认“东团”龙川队“协助政府组织民众，做各种救亡运动，并随时随地拯救伤兵难民等为宗旨”；一方面又诬蔑说：“现有三十五人，颇为复杂，行动亦不纯正”。

    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蓬勃兴起的东江各县,在国民党顽固派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下，形势日益恶化。                                                  

    面对逆流，中共东江特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部署了反逆流应变措施。当时估计到东江的国民党顽固派，虽一时不敢反共，但一定会蓄意制造事端，寻找借口，进行破坏。要求各级党组织提高警惕,作好准备，以便同敌人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团”在贯彻反逆流指示时，

    首先在组织上缩编队伍，巩固组织。一九三九年九月，把各县的“团”改为“队”，把一部分队员调到其他工作岗位，或转移到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其次，对广大队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使大家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二）营救被捕队员，取得胜利

    国民党顽固派在连续制造限制、迫害事端之后，为进一步消灭东江抗日力量，首先把其锋芒对准“东团”博罗队，制造了震动海内外的“博罗队事件”。

    东江的国民党顽固派，一向把受到人们赞扬的博罗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密谋迫害。他们除秘密收买队中的败类李志刚为其效劳外，还从战区派来政工队，在博罗县加紧活动，与博罗队争夺群众阵地。

    一九四０年一月初，香港商人郑国有的侄子在博罗、龙门两县交界处，被土匪绑架。博罗县政府据其亲属的一面之词，关押了三名嫌疑犯。并利用这一事件，耸人听闻地污蔑说：“共产党勾结土匪，扰乱治安，阴谋暴动，聚众劫狱”。在得到叛徒李志刚告密后，香翰屏密令县长黄仲榆，趁中共博罗县委正在响水地方开会的时候，以“博罗队在响水聚众开会，勾结土匪，阴谋劫狱”为罪名，派武装军警进行围捕。正在一会的中共博罗县委书记李健行，获悉这一情况后，当机立断地作出四条决定：一、会议立即停止进行，所有参加会议人员回到各自岗位，保持镇定，不露破绽，准备斗争；二、火速销毁会议文件、资料，防止机密文件落到敌人手上；三、如果遭到敌人围捕，所有共产党员不能暴露身份；四、各人回到岗位后，要作内查，  发现可疑分子，立即报告县委，产采取应变措施。

    响水会议提前散了会，国民党顽固派“一网打尽”的计划落了空，便改为分头搜捕。在此次事件中先后被捕的有李健行、李翼、杨凡等二十三人。被捕的队员受到国民党的非人待遇，六个人一排套上木制脚枷，杨步滔等几个队员被打得遍体鳞伤，呕吐鲜血。从延安回来的杨凡由于宣传过《论持久战》，杨步滔和归侨郑重，由于写过学习笔记，国民党顽固派便据之为罪证，欲趁机把杨凡等三人秘密杀害。

    博罗队事件发生后，“东团”即派出高云波、刘登、余美等持着化函找博罗县县长黄仲榆交涉。黄仲榆这时反共面目毕露，不但推卸责任，还横蛮无理地将高云波等三人拘留了一个晚上。为此，“东团”用“快邮代电”把博罗队事件向社会上披露，揭露了香翰屏、池中宽等迫害博罗队和企图秘密杀害杨凡等三人的阴谋。香翰屏只得把被捕的二十三人解到惠州。

    被捕队员在押赴惠州沿途，高呼“我们是爱国的华侨青年，爱国无罪，抗日无罪！”在博罗的泰国住宿时，还出了一次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的墙报。被捕队员到达惠州时，“东团”发动各界爱国人士和群众列队欢迎，被捕队员则在群众面前高呼口号，与反动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博罗队事件发生后，南洋各地群情愤激，国内广大群众表示极大的主愤，抗议信以“快邮代电”纷纷寄到东江的国民党当局。党组织、爱国侨胞和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鼓舞了被捕队员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当国民党对狱中队员进行秘密审讯时，大家据理驳斥，毫不畏惧，使国民党顽固派无隙可乘。当罗织罪名的阴谋不能得逞后，香翰屏又指使其参谋长、反东老手杨幼闵继续玩弄分化瓦解的花招，企图把多数队员放了，留下几个骨干，逼使他们承认是共产党，勾结土匪，密谋暴动，以达到既可应付海外华侨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抗议，又可达到打击共产党和抗日团体的阴谋。为此目的，香翰屏亲自出马对“东团”负责人叶锋说：“我们经过研究，未满十八岁的队员可以先保释，其他人要等战区司令长官批示发落。”叶锋当即揭穿其阴谋：“你们说过抗日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博罗队是一个团体，为抗日而来，只要集体出狱，不要私人情面。”但他们还不死心，又由杨幼闵出马，甜言密语地对杨步尧、杨步滔两兄弟说：“你们的父亲托人带信给香公（指香翰屏），香公宽大为怀，要释放你们出去，你们愿意留在政府里做事或去读书都可以。”杨步尧兄弟驳斥道：“我们是抗日团体，要放一齐放，要坐牢一齐坐，我们决不出去。”博罗队队长李翼，在顽固派威逼利诱面前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发了誓，要坐牢一齐坐，要到天涯海角一齐去。”被捕队员的浩然正气，使顽固派的阴谋统统归于失败。

    当时任七战区司令长官兼广东省绥靖公署  主任的地方实力派余汉谋，为了争取华侨和群众，一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反共。只得以“该团阴谋虽败露，尚无定据，拘禁究非所宜”为词，责备香翰屏处事不周，香翰屏又转而埋怨其参谋长杨幼闵办事轻率。最后无可奈何地于三月初将被捕的二十三人解往韶关，交由余汉谋处理。

    国民党顽固派继博罗队事件后，又勒令“东团”停止活动。留守州团部的队员，被迫从“煜庐”团部撤出，在张友仁的关怀下，他们搬到张友仁的别墅“荔晴园”继续工作，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迫害博罗队的罪行。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勒令他们从“荔晴园”撤出，捏造罪名，把他们扣留起来，关进监狱。

    为营救被捕的队员，南洋惠侨救乡会派官文森、梁英、钟醇生专程到香港调查“东团”被迫害事件。钟醇生等在香港与爱国人士宁庆龄、何香凝取得联系，并往见住在香港的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吴铁诚，进行交涉。“东团”副团长刘宣、惠阳队副队长钟育民为营救被捕队员，也从惠州赶到香港，向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负责人连贯和团长叶锋汇报情况，研究营救措施。

    由于“东团”是公开合法的华侨抗日团体，国民党顽固派非法抓人，破坏团结抗日，是不得人心的。因此，确定营救的总原则是用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进行。第一，以南洋惠侨救乡会名义派代表到韶关开展营救工作；第二，立即派人到南洋，请华侨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并给余汉谋、李汉魂发通电，要求马上释放被捕队员；第三，争取战区顾问兼军事总监李章达等国民党进步人士的支持。      为了进行具体营救工作，由团部的吴逸民、吉隆坡队队长黄炜然、惠阳队副队长钟育民三人组成营救小组，到韶关进行交涉。营救小组出发前，得乔冠华曾对营救小组指出：余汉谋进地方实力派，其特点是一方面要讨好华侨，争取群众，巩固自已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效忠于蒋介石，反共搞分裂。这就决定余汉谋只能耍反革命两手。因此在策略上要抓住华侨这一有利条件，不要牵涉到党派问题，更不要扯上同曾生、王作尧部队的关系。连贯则向营救小组作了三点指示：一是要以华侨身份出现，不要暴露党的关系，生活要讲究点，可以讲番话；二是要从最坏情况着想，做好思想准备，敌人也可能把营救小组的人抓起来；三是营救博罗队出狱，不能办什么悔手续。

    在南洋惠侨救乡会的奔走发动下，英荷两属的华侨商会、工会都给余汊谋和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周恩来、董必武发了电报，要求释放被捕的队员。著名爱国人士张澜、邹韬奋、史良、黄炎培等在国民参政会提出了释放博罗队的议案。海内外爱国人士的声援，为营救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被捕队员在狱中也进行了各种斗争。他们成立了“干事会”（即临时党支部），向看守人员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终于使监狱的看守人员改变态度，给被捕人员增加了放风次数和时间。并同意被捕队员在狱中进行集体学习、唱抗战歌曲，张贴诗画等。被捕队员还利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在狱中举行了纪念会，发动难友反扣囚粮的绝食斗争和节食抗日等活动。他们高度的爱国精神和革命行动，博得各界人士的赞扬，许多进步青年团体纷纷前来慰问，报纸刊物宣扬了他们的事迹，遣责了国民党顽固派迫害爱国华侨抗日的罪行。

    五月初旬，营救小组带着知名人士何香凝等给七战区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军法总监李达、少将参议张文的三封信，以及广东驻香港特派员陆宗骐的书信，从香港到了韶关。他们一方面抓紧与中共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的联系，一方面与国民党的绥靖公署接头，要求会见余汉谋、李汉魂并向他们献旗。省绥靖公署答应了营救小组的要求，出具特许探监证，由杨步尧的父亲杨北熙作向导，上芙蓉山监狱慰问被捕队员。在慰问被捕队员时，由黄炜然致慰问词，李翼致答词。并秘密向李健行等介绍了营救情况和营救计划。

    营救小组把写着“配合民众抗战到底”的锦旗献给余汉谋时，由钟育民献旗，黄炜然讲话。献旗仪式后，余汉谋在地下室接见营救小组时说：“华侨青年爱国热情可嘉，我十分体谅。博罗队之事，我已委托黄范一、丁培伦去办，你们可直接找他们商量。”当营救小组按约定时间去见黄、丁时，他们竟颠倒黑白，胡说：“博罗了扰乱治安，危害抗战，政府依法逮捕，余长官爱护青年，从轻发落。”黄炜然当即据理驳斥：“华侨回国抗战，何罪之！”营救小组义正辞严的说话，使黄、丁两人非常尴尬。

    尔后，由于爱国侨领陈嘉庚出面抗,著名爱国人士张澜、史良、黄炎培、邹韬奋等二十多人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关于立即无条件释放博罗队队员”的提案已经转到七战区；加上省长李汉魂利用此案去挖苦余汉谋。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余汉谋想早点结束这个案子，便答应分两批释放，第一批二十人，第二批三人。

    当营救小组反余汉谋答应分两批释放的情况报告给北江特委后，北江特委领导人认为要争取全部释放才好。营救小组为此再次找到丁培伦，要求无条件释放全体队员，并声明这是南洋惠侨救乡会的意见，也是全体被捕队员的决心。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谈判曾一度陷于僵局。

    根据韶关国民党人士的透露，博罗队这个案子就地处理不了，就要送交重庆。营救小组把这一新情况及时报告了正在韶关的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再由林平转告南委领导人张文彬。当时省委从这一动向分析，认为国民党顽固派可能会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如果事态发展，反而使营救工作被动。为此，决定改变策略，同意分批出狱，以便取得斗争的全胜。林平一方面派人找李翼，转达省委意见：“大林（省委书记李大林）、小林（省委组织部长梁广）都在韶关，认为你们可以分批释放。”一方面把省委意见转告营救小组，决定先营救李健行、李翼等二十人出狱，其余三人由杨步尧的父亲杨北熙出面保释。李健行召开狱中“干事会”，被捕队员领会了省委的意图，都一致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经过七个月的斗争，营救工作终于取得了全胜，被捕的博罗队队员先后于七月二十日、二十七日全部获得释放。在惠州被捕的队员，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南洋惠侨救乡会的营救下，也全部获得自由。

  “东团”反迫害的斗争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方针政策的胜利。国民党顽固派机关算尽，最后落得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驰骋敌后    红旗飘扬

    从南洋回国的华侨青年，都根据当时的革命需要，被分别安排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吉隆坡队回国时共七十三人，其中五十二人被编入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从泰国、越南回来的华侨青年，大部分人到敌后参加武装斗争。“东团”被迫解散后，我党根据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斗争形式由公开转向秘密的要求，除一部分队员转到地方党工作外，大部分队员都暂时疏散到了香港。

    当曾生、王作尧部队人海陆丰回到惠、东、宝后，疏散到香港的“东团”队员，又重返东江敌后，拿起武器和敌、伪、顽进行斗争。在抗日武装斗中，华侨青年作战英勇，临危不惧，流血流汗，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参加东莞、宝安、增城、从化、番禺敌后三角地带工作的“东团”队员，在黄炜然的领导下，他们克服艰难险阻，  组织群众武装，开展群运工作，征收抗日公粮，建立民主区乡政权。他们穿插在敌伪顽和地方反动武装据点的空隙里进行活动，经常饿着肚子，夜行日宿，冒着被敌人包围搜索的危险。回国华侨肖先生、卓觉民等二十多人被派到刚争取过来的绿林队伍陈文博大队工作。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这支队伍发展迅速，由几十人扩大到一百多人枪，并初步把它改造成为有政治觉悟的武装队伍。这支队伍由陈文博任大队长，中共博罗县委军事部长胡展光任副大队长，公开名义由东江国民党别动队的梁桂平指挥，实际上则是由我党领导的一支外围武装。博罗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把矛头对准革命力量。由于陈文博没有听从党的劝告，受骗上当，与胡展光一起被敌人杀害于惠州。此后，国民党顽固派把这支队伍强行整编为一个中队，划归梁桂平的把兄弟、别动队支队长林俊生指挥。林俊生按照国民党顽固派的意旨，把这支队伍挟持到博罗县的罗浮山，伺机进行消灭。我党通过打进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罗浮山电台组任副组长的地下党员张道仁，与被挟持的肖光生等加强联系，及时提供情报，设法保护了这支队伍。根据党的指示，这支队伍在肖光生等的领导下，于一九四０年农历元月十五日，强行冲出敌营，迅速登上罗浮山高峰，向增城县的方挺进。在增、龙、博中心县委的接应下，这支队伍胜利到达增城县的白面石。后来与增城县的抗日武装合并成立“东江抗日游击队增城基干队”，由何洪川任大队长，钟若潮（泰国归侨）任指导员，肖先生（马来亚归侨）任副大队长。

    由爱国华侨与港九的工人、渔民、农民、学生组成的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沦陷后的三年又八个月中，一直坚持战斗在港九敌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尽到了中华儿女和海外赤子救国救乡的应有责任。港九大队是在华南游击战特别是东江纵了队对敌斗争发展到新的历史时期，组织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它负有物殊的历史重任。这支部队不但需要有强烈的民族性，又由于它与香港和英美方面早就建立了一定关系，所以它又具有一定的国际性。

    港九大队刚成立的时候，队伍很小，后来由于形势发展，大批港九的渔民、农民和港九的洋务工会、虹虹歌咏团、余闲乐社、惠阳青年会、宝安青年会、海丰同乡会，惠坪乐善公所、业余联谊社、自强社的爱国青年，进步学校的学生、中华书局的工人、东华三院的爱国护士等，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队伍。“东团”的文森队、两才队、吉隆坡队、北马华侨回国服务团等，先后派队员到港九大队工作。港九大队在战斗中发展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三年多来完成了自已的战斗任务，造成了很好的国际影响。

    首先是剿匪肃特。日寇占领香港后，即集中力量巩固港九市区的控制，对于西亚一带尚无暇顾及。这时，各地不断窜来各种武装团伙，有属于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有属于黑社会流氓集团或汪伪组织的。这伙武装组织，到处劫掠勒索，毒打村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使新界的群众苦不堪言。为了安定民生，为民除害，树立部队的威信，团结人民共同抗日,港九大队提出“剿匪肃特，发展组织，巩固地区，坚持抗战”的口号。先后以强攻或智取等办法，在新界消灭了黄慕容、陈乃寿、张明仔、邓芳仔、李观姐，谢天带、黄福等土匪组织与反动武装，使新界控制在我们手中。

    其次，抢运武器、物资。由于香港之战结束得比预料快，占领香港的日寇正忙于巩固市区的治安，一时无法打扫战场。港九大队便趁机加紧收拾英军溃退时所遗弃下来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以补充和装备自已的部队。这些武器、物资，有的在英军败走时，随地丢失，散落在山谷中；有的在英军投降前埋藏于隐蔽地方；有的则是英军败走后，老百姓收藏起来。这些武器物资收拾起来后，一部分留给港九大队使用，大部分通过秘密交通运输线运回总部。当时，港九大队开辟了三条交通运输线：一条是从水路经西贡大鹏湾至淡水、惠阳；一条是从陆路过沙头角，经淡水到惠阳；另一条由元朗到宝安、东莞。港九大队依靠这些运输线，把从敌人手中抢夺过来的武器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日寇占领下的香港运到东江游击区。

    第三，护送文化人士、知名人士和营救国际友人。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一方面在军事上制造摩擦，进攻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一方面在政治上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我党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分别把他们撤到香港、新加坡、马来亚一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沦陷后，日寇为了搜捕抗日分子，封锁了港九交通，实行宵禁，分区分段搜查；并贴布告限令前往“大日本行政部”或“报道部”报到。侵略者把魔爪伸向了抗日爱国人士，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和南方  局发来了特急电报，指示要想方设法挽救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要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立即分别找来党在香港的负责人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张文彬、梁广、林平、杨康华等，向他们转达了党中央和南方局的紧急指示，并部署了营救行动。廖承志撤离香港到达惠、东、宝游击区和经惠州北上韶关时，都把关于营救文化人、知名人士和国慰友人的行动，向东江抗日游击部队和东江特委作了部署。

    按照营救部署，东江抗日游击队和东江特委派出人员到香港新界把文化人安全送到惠、东、宝游击区。文化人从香港撤退，除一些人经过海陆丰转往韶关，或从海上往澳门转梧州或广州湾至桂林外，绝大多数人是从陆路走的。陆路的第一条路线是从香港铜锣湾、筲箕湾，用船运到九龙，再由港九大队的海上小队用船送到大鹏湾登陆。第二条路线是由曾鸿文负责护送的元朗线，著名文化人茅盾、邹韬奋等，就是从这条路线撤退的。走这条路线的文化人，在元朗十八乡的黄泥墩过夜，第二天一早再向北行一个多钟头，就是深圳河。绕过日军岗哨，过了深圳河，继续纵深行进，就可到达我抗日游击队的控制区白石龙。港九大队把文化人送到白石龙以后，护送工作则由东江特委和惠、东、宝抗日游击队分段包干负责，直至安全送到大后方为止。从一月到三月，被营救脱险的文化人士和知名人士约有一千人左右。所要营救的人，都安全脱离虎穴，没有损失一个人。为此，党中央曾来电表扬 参加营救的人员。

    港九大队还营救了一批盟军、美军飞行员和国际友人。这些被营救的国际友人，在他们回国后，都寄来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对营救他们的抗日游击队备加赞扬；从而大大提高了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在国际上的威望。

        献身祖国  名垂青史

  一部华侨史，就是华侨用自已的血汗谱写的奋斗史、爱国史。抗日战争爆发，华侨象支援并参加祖国的历次革命斗争一样，对自已的祖国给予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支援。从海外归来的爱国青年，他们在八年抗战中，英勇战斗，以身许国，用热血染红了中华大地，为创立东江抗日根据地，打败践踏祖国神圣领土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谱写了一曲海外赤子救国救乡的胜利凯歌。

    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的归国华侨革命烈士，功昭日月，永垂史册，他们的英雄业绩长留在祖国人民的心中。

    任“两才队”队长的黄志强，为了宣传抗日救亡，唤醒群众，辗转驰驱于东江一带。“东团”被迫解散后，黄志强率领队员奔赴敌后游击区，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任武工队长。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不幸中弹牺牲。  被称为从曼谷回归的雄鹰的杨仰仁，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的大王岭阻击战中，与数倍于我的日寇进行浴血奋战，几次打退敌人的凶猛进攻。主力部队撤出战斗，由杨仰仁主动承担掩护主力和群众转移任务。这时，从马来亚回国的战友颜金榜在战斗中腹部受了重伤，当杨仰仁弯腰把倒在血泊中的战友扶起时，他的胸部也不幸中弹，与颜金榜同时牺牲在大王岭阵地上。“东团”增龙队副队长钟若潮，从国统区撤退到游击区，负责增（城）、从（化）番（禺）沦陷区工委会宣传委员，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政工干部，也是一位勇敢的指挥员。一九四二年冬，他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独立中队政委，在拔除篁村敌伪一个连的战斗中，亲自带领突击排担任突击任务，经半小时的激烈战斗，解决了敌伪整整一个连。创造了我无一伤亡，全歼敌人一个连的战例。一九四五年初，在保卫东江纵队司令部的马山战斗中，钟若潮受命率领独立中队一个排，抢占马山，与敌人展开血战，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和消耗。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五、六十人，日军指挥官加藤大队长亦被我击伤，逃回樟木头不久即告毙命。钟若潮与坚守马山的英雄战士们，奋不顾身，壮烈牺牲在马山阵地上。

    王丽是童工出身的泰国女归侨，一九三九年与丈夫钟若潮回到香港。驻港八路军办事处把他们介绍给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回到惠阳县坪山搞抗日宣传。成立“东团”后，王丽与钟若潮到了增城县，钟若潮任增龙队副队长，负责福和分队，在腊布一带活动。王丽在腊布常常赤着脚到群众家里串门，以农民夜校为阵地，传播革命火种，发展党组织和进步力量。成立沦陷区工作队时，不让女同志参加，但王丽向领导提出：“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怎么不能做？”她到敌占区后，工作勤奋，很快就在一些乡村扎下了根。一九四二年初，日寇纠集大部队包围扫荡这个地区，王丽不顾危险，在火线抢救伤员。她所负责的伤兵站，为了避开日寇的搜索，每晚都要转移，找不到群众帮助担架，她就一个一个的把重伤员背到安全的石洞或炭窑中掩蔽。在这次大扫荡中，她一直坚持了两个月，所有伤员对她这种革命精神无不为之感动。一九四二年，国民党一八七师包围了王丽负责的伤兵站。正在掩护伤员撤退的王丽，不幸落入反动派军队之手。当顽军连长提审王丽时，她怀着深仇大恨，夺过枪，对准顽军连长便打。可惜枪没打响，而王丽在搏斗中，英勇地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团长沈尔七，一九三八年率团回国参加新四军，被新四军第二支队授予“模范军人”称号，以后两次出国，为新四军募回大量捐款和药品、军需物资。一九四一年当他率领第三批华侨回国时，因“皖南事变”发生，乃转战广东参加东江纵队，在战斗中光荣捐躯。

    回国参战的华侨，他们的英雄事迹是不胜枚举的。历史事实证明，华侨回国参战，不仅增强了抗战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爱国爱乡的精神，鼓舞了抗战中的全国军民。

五、为了东江人民的解放

    日本投降后，全国人民迫切期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医治战争的创伤。据《华商报》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东江解放区惠东宝各属的损失是：人口死于敌伪及灾荒者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房屋被焚及被拆者三十一万六千二百四十间；耕牛损失二万七千二百八十一头；粮食损失二百二十八万八千一百担；农具损失值国币三亿四千八百万元。八年抗战，也使八百万海外侨胞和他们留在国内的几千万眷属蒙受重大的痛苦和牺牲。战后，华侨的痛苦并没有解除，在国外，当地政府仍把他们当作“四等侨民”，受到排斥和迫害；加上帝国主义对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镇压中，华侨的性命、财产得不到保护。在国内，由于战时政府的统制侨汇和侨汇不通，曾使千万侨眷遭受重大损失，战争结束后，这种不合理现象还得不到消除。此外，战时回国的几万华侨，因原居地政府的阻挠，还不能迅速复员。因此，广大华侨多么希望祖国  政府能解决他们的困难，做他们的坚强后盾。

    但是，国民党政府无视全国人民和侨胞的要求，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依伏仗其暂时的军事优势，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九四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团结，与国民党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达成了停战协定，召开全国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决。

    然而，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日本投降后不到二个月，国民党广州行营即举行“粤桂两省绥靖会议”，紧接着，发动了对东江地区空前大规模的内战。在广九铁路、东江河沿岸集结了新一军的三十师、三十八师、五十师；五十四军的三十五师（以上四个师全是美式装备）；第七战区的一五四师、六十四军的一五三师；另有十二集团军教导团、一八六师一个团、以及保安第二团、第十团、第十二团共六个师、三个团又三个保安团，并配合地方团队如钟超武、赖耀庭、陆如多钧、萧天来，伪军则有余少庭、陈培、吴东权等部共六万余人，自十一月底开始，疯狂地向东江解放区人民抗日部队作全面进攻。同时进行“清乡”，强迫自新。军事上实行“网形合围”、“反复扫荡”，对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施用毒刑，烧杀抢掠，残酷之状目不忍睹。

    回国抗日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在解放战争中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卢克敏是吉隆坡归侨，日寇  侵占东江时，他毅然参加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后又参加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到海陆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与国民党一八六师遭遇时负伤，转移到梧桐坑村治疗时，被反动保长告密，与其他三人同时被捕，国民党军队把他们押赴海城，严刑烤打，威迫利诱，他们至死不屈，大义凛然。

    香港青年丘仲炽，一九三六年参加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回家乡淡水，组织群众，宣传抗日。一九四五年五月，路东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他被调到大鹏新一区工作。一九四六年三月，国民党军队进攻新一区，丘仲炽组织区政府工作人员转移隐蔽，然后乘小船突围，为香港英军战舰所捕，转解沙头角，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于坪山路上。

    越南华侨吴棣伍，自少受五四运动薰陶，立志改变社会。大革命时参加农民运动，失败后出走越南，抗战初到陕北公学学习，后回港组织旅港海陆丰同胞回乡服务团。一九四四年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时，被选为海丰县县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向抗日民主政权进攻。在一次被围困时，不幸中弹牺牲。他的次子吴少东亦被杀害。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香港同胞在九龙召开“促进家乡和平民主暨救灾会”，呼吁“停止内战”，指出“东江内战是国民党中顽固派有计划继续其反民主的疯狂挣扎”，要求“严惩东江内战祸首，要肃清特务，制裁顽固派”。香港基督教会督何明华亦参加大会，并向蒋介石、张发奎等致电：“请你训令你部下的将领们立即停止进攻东江区爱国的中共军队。”大会制订了努力方向，指出：东东兵灾重，我们除发动本港救灾外，还要向海外呼吁援助，但要救济先要和平，我们要制止内战，开展救济工作。随后，即在惠阳坪山及香港分别设立办事机构。香港救济团体、各商会、报界记者组织到东（莞  ）宝（安）惠

（阳）、海陆丰各东江县份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均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阻挠。他们回港后，鉴于灾情严重，成立“筹赈国内粮荒委员会”，发动募捐。女青年会，产业工人、铁路工人等，纷纷向应。

    新加坡惠州会馆闻讯，亦于三月十一日召集紧急会议，讨论东江内战贻祸乡民问题，随即做出了五项决议：（１）致电蒋介石、罗卓英、张发奎及一五三师师长黄志鸿，请其息兵；（２）函星洲国民党总领事，要求去电中央制止内战；（３）发快邮代电，呼吁全国军人停止内战；（４）组织救济乡灾筹委会，进行救乡工作；（５）去函全马惠州、东莞  、宝安及其他内战区域有关同侨团体，请其予以通力合作，同志呼吁，要求全国和平。在快邮代电中，星洲惠侨大声呼吁：“……倘军事当局不惜以国事为奕棋，以人民为鱼鳖，则历史之膺惩当必有负其者。海内外同胞们！是非不可不明，灾难不能不救，国事不可不问，民权不能不争，愿大家起来共鸣，予东江灾黎以有力之援助。”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据理力争和在海内外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广东当局不得不收起“广东只有土匪，并无中共部队”的谬论，接受军事调解。为了顾全大局，实现国内和平，我党作出了极大让步，达成东江纵队北撤烟台的协议。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积极准备内战，在完成其军事部署后，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七月初，发动了全面内战。从此，东江人民又陷入苦  难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