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2日，日寇在广东省惠阳县的大亚湾登陆，然后长驱直入，于21日占领广州，从此熊熊战火便在东江燃烧起来，为此，中共广东省委于10月中旬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加强广东抗日战争的宣传组织工作，着手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当时我远离侨居泰国的家人在香港华侨中学念高中三年级，由于国难当头，忧心忡忡，加上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和鼓励, 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因而怀着满腔抗日热情和对革命理想的向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就在香港学生赈济会做救亡工作。1938年12月中共香港市委决定派我到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属下的东江流动歌剧团任政治指导员。从此我便和团长程跃群同志一起率领一支由香港青年学生组成的文艺队伍，在东江惠阳宝安海丰等地流动演出，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我们一行17 人大多数是年龄不超过 20 岁的青年男女学生，血气方刚，热情坦诚，不畏艰苦，积极负责。每人背一背包,爬山越岭 ，走村过镇，在时约一年的流动演出中行程达2千多里。所到之处，进行歌咏戏剧演出，并写标语、出墙报、教唱歌。我们的生活非常简朴, 每天吃两顿饭，每人伙食费只有 5分钱，如果有点咸鱼吃，就算很不错了。零用钱几乎没有，许多人是从家里带点钱来买日用品的。寒冬腊月只是裹着一条棉毡过夜。没有蚊帐，就只好用毡蒙着头睡。我们一般都是白天进行学习或排戏，晚上演出。所有灯光布景演出一系列工作都是由这17人包起来干，有时还要自已搭台，工作十分忙碌。有的同志累病了，由于人少事繁，也只得带病工作。有时我们是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去演出的。有一晚在海丰捷胜演出，正好敌机轰炸，我们只好熄灭灯中止演出。有一天我们住在深圳附近的一条小村里，正好敌机空袭。我们连忙分散隐蔽，见到两架敌机向深圳一带轮番轰炸，弹声隆隆，震撼大地。敌机的疯狂轰炸不但没有吓倒我们，反而增加了我们对日寇的仇恨。尽管生活这么艰苦, 大家是朝气蓬勃地干工作。我们一有空就聚在一起高唱救亡歌曲，不仅用军种歌声去抗日，激励人民的抗战意志，而且用这种歌声来鼓舞自已。每当唱起这些歌曲，就感到自已肩负着救亡的重任，觉得非常兴奋和自豪。

    我们的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一此偏僻的村镇，许多救亡歌曲老百姓还没有听过，经过我们的演唱后，就很快地在学生中传唱起来。我们演出的短剧如：《有力出力》、《月亮上升》、《重逢》、《死里求生》都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有时我们也进行街头演出，如有一次，经过龙岗，见到墟上的人很多，便在广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使观众深受感动。经验证明：通过文艺形式去进行抗日宣传效果是很好的。

    我在东江流动歌剧团里既当指导员也当演员，因此学会唱歌和教歌，也初步学会演戏。然而，我是一个蹩脚的演员，有时记不住台词，临时、“爆肚”，弄得有点狼狈。有一次演《有力出力》时，本来按台词应说：“他妈的”，我忘了，只隐约听到幕后提示的声音，竟说出：“阿妈”！此事成了笑谈。在海丰我们与未名剧社合演《雷雨》，我扮演周冲，在台上讲话就和演讲一样。总之，在东流团约一年的时光使我初步体会到文艺工作的重大作用，也使我在政治上和艺术上得到一点锻练和熏陶，这对我在以后长期负肩军队的政治工作任务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939年9月，党组织把我调到东江游击队工作，从此我便长期担任东江部队的政工干部，从政治教员到指战员、大队政委、支队政治处主任、支队政委，直至1946年6月北撤山东。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部队一直处在两面作战的局势里。一方面要在前线敌后打击日寇；另一方面又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在背后袭击。  由于远离中央，远离主力（八路军、新四军），敌强我弱，困难就更大一些。为了巩固部队，振奋士气，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在日党的政治工作中除了上政治课、通过党员向群众进行个别谈话，战前战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及战后的总结讲评外，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方式便是开展文艺活动。我们每个中队都建立了军人俱乐部（当时叫做“中山室”），平时组织战士学歌，边教歌边讲解歌词，不时举行娱乐活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围成圆圈进行游戏）。在这些活动中最受欢迎也最起作用的是歌咏，宿营地常响起同志们的歌声。我记得最受欢迎的歌曲中有一首民谣，歌名叫《水叮咚》，歌词是：水叮咚，山下流，流到东江古渡头。渡头有个小娃娃，又爱谈天又爱耍。谈什么？谈家乡，家乡烧杀真凄凉。耍什么？耍刀枪，刀枪耍好上战场。上战场，保家乡，不怕风来不怕霜。

    战士们一唱起这首歌就想起日寇对家乡的蹂躏烧杀，从而激起了对敌人的深仇大恨。我想，这就是抗日战争力量的源泉。                                   

    我们不但通过唱革命歌曲来教育部队，也通过这一方法去教育人民。部队的政治服务员、文化教员、政工队员经常在驻地教村民唱歌，藉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1943年冬，"珠江队"与东莞大队会合，王作尧和杨康华两位同志带领我们进东莞新区进行宣传，以便扩大政治影响。有一天晚上，部队开进莞樟公路上的温塘村。这是一个拥有一万多居民的大村。村中有一间大戏院鼓乐齐鸣，正在演出粤剧。我们到后演出便暂告中止。这时候，杨康华同志突然要我登台宣传。我想起了在东流团的往事，灵机一动，马上从队伍中挑出10多名战士上台，一字排开，由我指挥唱抗日歌曲。在唱每首歌之前向群众朗读并扼要地解释歌词。战士们神采奕奕，歌声嘹亮，博得群众阵阵热烈的掌声。想不到这种突如其来的简单的宣传方式，竟然收到如此良好的效果。有时我们也和群众开联欢会，演出一些短剧。这样的活动一般的是由专业的文艺演出队来进行。东江游击队前后建立了一些文艺演出队，较有名的有“东流剧团”"铁流队"、"拖拉机队"  等。此外各支队的政工队除做民运工作外有时也进行演出。我们在宝安、东莞一带活动时，曾多次观看了“东流剧团”的演出。他们演出的《插秧谣》，载歌载舞，获得很高的评价，至今许多老同志还会唱几句。

    东江纵队北撤后，1947年正式成立两广纵队。我任二团政委。北撤的同志成了两广纵队的骨干。大量的战士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来的两广兵，我们称之为“解放战士”。这些战士大多数由贫苦家庭出身，但较长期受到国民党的欺骗，加上在旧军队中养成了雇佣观念，因此到我们部队后感到很不习惯，有的甚至伺机逃亡。二团曾奉命到济南附近活动，因离敌据点较近，连续发生了逃亡事件。1948年春，两广纵队在任集地区休整，进行“三查三整”。部队开展诉苦教育，发动战士讨论“谁养活谁”，然后诉苦，挖苦根，明立场，表决心，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这一期间，两广纵队文工团（她的前身就是东江纵队文工团）为部队演出两个大型歌剧：《白毛女》与《血泪仇》，使部队在诉苦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自此之后，我们的队伍大大地巩固了。许多解放战士不但下决心干革命，而且在战场立功，参加了共产党。有些在向两广进军时已成了连级干部。

    两广纵队文工团不但演出两个大型歌剧为部队立了大功，而且经常分散深放连队活动。1948年1月7日，二团奉命进放河南省黄泛区掩护缴获物资和俘虏向黄河北岸转移。这一任务一直执行到2月13日。在这一个多月中部队经历了非常艰苦的战斗生活。我们在严冬执行任务，有时冒着风雪行军。有的战士鞋子没有系好带子， 陷到雪泥中，只得穿着袜子行进，到宿营地时双脚都快被冻僵了。黄泛区因连年受灾，粮食欠收，我们只得用连皮磨成的绿豆粉做成面条或馒头充饥。这种食物既粗糙又带一股豆腥味，实在难以下咽。有一些解放战士一来只看到自已小部队活动，力量较小，二来挨不了天寒地冻和吃绿豆粉之苦便开小差了。在这一期间，纵队文工团副团长谭军同志率领第二队深入二团各营连活动，对连队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他们同连队战士一起生活，经常及时掌握战士们的思想情况运用快板形式进行宣传鼓动，有时还演出短小的活报剧。有一次，为了反逃亡，我们召开军人大会，先由我讲话，主要内容是阐明形势，坚定胜利信心，并着重分析解放战士的思想，指出逃亡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没有前途的。我讲话后，傅冰、张玉莲等同志便演出了一幕活报剧，生动地扮演了蒋军一些头目的沮丧形象，说明战争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他们的演出不但引起大家哄然大笑，而且配合了我讲话的内容，增强了同志们对胜利的信心。自从开了那次军人大会之后，解放战士逃亡的现象便大大地减少了。文工团的同志不但能吃苦耐劳，与战士们打成一片，而且能够协助政工人员进行群众工作，检查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我们在逊母口与新五军一个营遭遇，经过奋战歼敌一个连，而我们也牺牲了副连长萧木友同志和12名战士。战后部队要迅速转移，便把掩埋烈士的任务交给文工团陈全和范安才等同志。他们怀着对烈士崇高的敬意，多方设法做新区群众工作，克服许多困难，用镢头刨开冻土挖了墓穴，再用白雪揩干净烈士的脸面，然后裹上棉被安葬。陈全、范安才等同志由于亲自动手，把手指也磨出血了。

    无论从东江抗日战争的实践，或华东解放战争的实践来看，革命文艺工作都是政治思想工作中不可忽视的有机构成部分。今天我们来重温这些历史并歌颂战争期间艰苦奋斗和英勇献身的文艺战士们，我想这对继续发扬光荣传统，继续发扬优良的文艺工作作风，使文艺更好地为开放改革鸣锣开道，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