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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港澳同胞支援东江革命斗争概述

[文献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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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爱乡是华侨的光荣是华侨的光荣传统。从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在国外华侨中创立兴中会到现在,已经过去九十年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大归侨、侨眷和国外侨胞始终与祖国人民同命运,共荣辱。在民主革命时期,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有许多华侨毁家纾难,输财出力,和祖国人民并肩奋斗。解放后,华侨对促进祖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捐资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材的事迹更是令人感动。所有这些业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祖国和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

__摘自乌兰夫副主席在第三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一、导  言

    华侨足迹遍及全球。华侨去国离乡客居异地,最早可上溯至秦汉时期,到了唐代已有较多中国人侨居外国。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和中外交往的频繁,华侨人数遂逐渐增加。到十九世纪十年代末,海外华侨已超过二百万人。一九0五年统计,华侨人数增至七百万。其后虽屡受战乱,地域观念、排华思想和帝国主义残酷掠夺迫害等因素的影响,华侨人数仍有增无减。目前散布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裔人数有二千三百多万,其中亚洲华侨最多,有一千九百八十四万人。占华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点四,其次则为美洲,有一百七十万人。在华侨之中,东江华侨有五十多万人,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东江华侨加上港澳同胞共有二百多万人。

    华侨移居海外,一般出于三个原因:一是为了经商贸易;二是我国历史上每次政治大动乱,都伴随着大批人口的外迁;三是由于天灾人,祸,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洋谋生。特别是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后,人民外迁趋势更为加剧,除自由移民外,被“卖猪仔”出去的也为数不少。据粗略估计,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被掳掠和被迫当“猪仔”的人数不下三百万人。华侨到了海外,以其辛勤的劳动,用血和汗为侨居国的开发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马来半岛的锡和橡胶,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的金矿,文莱、墨西哥的石油,夏威夷的菠萝,古巴的砂糖,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等都是由中国劳工加以开发,才发展成为产量称雄于世界的产业部门。美国、加拿大横贯大陆的铁路以及巴拿马运河、马来半岛上的公路铁路、曼谷的港湾建设等巨大工程,也都是靠华工用血汗建成的。

    在近代历上,如暹罗的郑昭、坤甸的罗芳伯、龙目(LOMbOK)的张杰诸、三佛齐(今巨港)的梁道明、张琏,都是当地颇有名声的人物。至于侯亚保的帮助菲律宾人民起义;郑天锡的传播文化于越南;古巴华侨积极参加当地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等等事迹,都长期为当地人民所传颂。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间,吉隆坡一带盗贼横行,当地政府亦莫奈之何,惠阳淡水沙坑人叶来起来组织华侨武装,平定盗匪,一方得以安宁,因而受到马来亚苏丹的赏赐,名震一时。

    华侨虽然寄身海外,对祖国和家乡依然存在密切的眷恋之情,他们经常以其辛勤所得的积蓄,从经济上支援祖国和亲人。就以侨汇一项说,解放以前每年侨汇大致保持在一至三亿元之间(捐款除外)。另据初步统计,一八六二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华侨在国内投资总额达七亿元,在广东的投资为三亿八千六百万元。但是,由于旧中国积弱不振,落后挨打,华侨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欺侮和凌辱。他们在海外的悲惨遭遇,促使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迫切期望有一个强

    盛的祖国作为后盾,可以吐气扬眉于社会。因之,他们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对祖国的革命运动,不论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无不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支持,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

    香港和澳门自鸦片战争以后,相继沦为英、葡两国殖民地,但居住在港澳的人绝大多数是炎黄子孙,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加之港澳紧邻内地,衔接海内外交通,又是历届反动政府政令所不能行使的地方,这就给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成为华侨回国参加革命的跳板和前哨阵地,华侨和港澳同胞参加祖国的革命活动是不可分开的。

  二、光荣的革命传统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以后,许多参加者为了逃避清政府的追捕,出走海外。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清思想,对华侨的影响很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就是首先从海外华侨中开始的。他于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及一九0五年在东京建立全国统一的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得到国内广大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支持,从而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因此,孙中山曾说:“华侨有功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据统计,兴中会会员中,华侨即占了百分之七十八,“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华侨是革命组织的积极参加者、热情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他们不但踊跃捐输,甚至倾家荡产以赞助革命。孙中山从一八九五年起在广东、广西、云南发动的十次起义中,每次军费都得到华侨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一九0七到一九0八年的一年多时间内的六次起义,就得到华侨捐助约二十万元,其中大半是东南亚华侨捐献的。广州“三.二九”黄花岗之役,筹募军费计得十八万七千余元。这些款项是由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暹罗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地华侨捐献的,其中有加拿大华侨将致公堂馆所抵押变卖等得的几万元美金。仅一九一一年一年中,美国一地筹款即达美金四十万,南洋华侨捐献亦有五、六百万元。武昌起义后四个月内,各地华侨汇返国内的共有二百三十八万港元。

    旧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每次武装斗争和革命活动,无不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其中发生在东江地区的三洲田起义、七汝湖起义和辛亥革命光复东江地区的斗争,每次起义都有众多华侨参加。

    一九00年六月,孙中山在香港组织了以郑士良为司令的起义军,计划在惠州归善(今惠阳)县三洲田发动起义,并以华侨志士黄福、黄耀庭为其助手。当时,黄福在南婆罗洲经商,为人豪侠好义,与归善会党关系密切。陈少白、郑士良派人前往联络,黄即慨然应允,整装返港,共议起义大事。据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描述:“说也奇怪,他(黄福)一回来,(三合会)各处堂的草鞋(首领)都会围拢来,只要黄福发一号令,真是如斯响应,无不唯唯照办的。等到各方面都布置好了,就约定在惠州归善县与新安县(今宝安)交界的碱洲田会合,听侯郑士良来做总指挥”。最初,郑士良集志士六百人于三洲田,因枪械不足,孙中山令静待时机,不料时间长了,为清廷所侦知。十月初,两广总督派兵前来镇压。八日,前部已到达沙湾。

    此时,郑士良赴港联络未回,革命军统帅黄福为先发制人,遂率敢死队八十人,夜袭沙湾,大败清军,夺洋枪三十余支,毙敌四十人,俘获三十余,声威大振。接着。月间,革命军又破清军于镇隆,擒胰丞,夺战马十余,洋枪七百余支。半个月间,革命军迅速发展至二万余人,转战至三多祝,占新安县,踞大鹏湾一带沿海,原拟到厦门取得孙中山接应,最后因外援无望,弹药不继,功败垂成。郑士良只得解散队伍,与黄福、黄耀庭先后避居香港,黄福、黄耀庭出走南洋。这次起义,财政上都是由香港李纪堂独力支持,从起事至失败、善后、逃亡等费用,全部由其个人垫支十余万元。

    一九0七年春,孙中山在组织潮州黄岗起义的同时,又布置邓子瑜在惠州起义,原定潮惠两地同时并举,以分清军之势。是年二月,邓子瑜奉命由南洋返洪,协助黄耀庭组织起义。嗣因港警已获知黄耀庭将入境消息,谋将其逮捕,黄不得不仓卒返回新加坡,起义事遂由邓子瑜全面负责。邓子瑜,广东博罗人,惠州三洲田起义之役,曾出力不小,后到新加坡开办广亿昌客栈,惠属会党、志士避居南洋者,多到温子纯亦在香港开设旅店,和内地会党息息相通。

    五月,潮州方面武装起义一触即发。邓子瑜遂派陈纯、林旺、孙稳三人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处分三路起事,结果三路中只有博罗条件成熟,是为惠州七汝湖之役。六月二日(农历四月二十二日),陈纯等在博罗七汝湖圩集合群众起义,数天内屡败清军营勇。各地会党纷纷响应,随后起义军又连败清军各路巡防营,全省震动。但起义十多天后,因弹药武器不济,又接黄岗起义失败消息,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调来大批援军,众寡悬殊,遂不得不自行解散。据黄銮福《华侨与中国革命》一书记载:“参加(七汝湖)起义者,多是新加坡回国华侨”。起义失败后,陈纯逃香港在李纪堂屯门青山农场暂避,转赴南洋;邓子瑜到港后,被香港华民司勒令离境,于是再返新加坡,对革命活动仍积极进行,党人逃亡南洋的,他都予以招待,并为介绍职业,解决生活问题;孙稳亦出走新加坡,一九0九年冬回港,潜入惠州,当他再度出港时,清朝串通港英当局,以掳掠罪的莫须有罪名,加以逮捕,引渡回广州,为清政府所害。

    一九一一年,广州“三.二九”黄花岗之役是震撼中外的武装起义,从海峡殖民地回国参战的“不少于五百人”。是役牺牲八十六人(最初收殓烈士尸体知其身份的为七十二具,称七十二烈士,后又陆续补充十四人)中,华侨占三十一人。属东江籍华侨计有:罗仲霍,今属惠东白芒花人,他在南洋得知广州起义消息,即夤夜兼程,回国请缨,原定由他负责率队攻打邮电局,后临时改变计划,遂与黄兴一起攻总督衙门,不幸受伤被捕,壮烈牺牲;李文甫,东莞石龙人,原在港主持中国日报经理业务,是役随黄兴攻总督署,转战北较场、飞来庙,不幸足伤被捕就义;陈甫仁,兴宁县人,在星洲参加同盟会,一九一0年冬,自南洋回国,担任运输军火任务,广州起义前,他与严确廷押运大批军火,由澳头登陆,应接起义,在登陆时,被清防营逮捕,解赴广州起义烈士同时被害。“三.二九”起义失败,清提督李准疯狂残杀革命党人。一九一一年闰六月十九日,归善华侨林冠慈、陈敬岳炸两广水师提督李准于广州双门底,李准受伤,林冠慈当场牺牲,陈敬岳被捕就义。

    同年秋,  东江同明会员分赴各地组织民军。陈炯明、邓铿到淡水;曾国琮入陆丰;邓伊臣、刘定叔进海丰;赖仲壁、周锋、游克桢赴紫金;李子先、欧阳俊往河源、龙川;廖容、廖肃入连平、和平;丘耀西、梁镜球、陈洁入博罗。在民军中,除国内各地同盟会员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参加者亦不在少数。林激真从越南携回华侨捐助巨款,支援陈炯明、邓铿发动惠州民军起义。余次彭、张谭会合邓荫南率队参加光复惠州。还有归国华侨王兴中,在官澜圩发动起义,攻占新安县城,是广东民军第一个占领县城。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孙中山遂又进行了“二次革命”,也得到华侨的大力支援。此时,广东以反对袁世凯在广东的代理人龙济光为主要目标。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派朱执信和邓铿回广东主持讨袁,把军事分为两方面进行:东北方面分为惠州、潮州、韶州,增(城)龙(门)四路,由邓铿负责;西南分为南(海)香(禺)顺(德)、番(禺)花(县)清(远)、新(会)高(州)、恩(平)开(平)、两阳(阳江阳春)五路,由朱执信负责。海外华侨参与其事的有邓子瑜、李海云等。十月下旬,惠州、增龙首先起事,计划策动军队,直攻广州,不料军队失约,起事民军只得转攻东莞,和守军血战一天,至子弹用尽才解散,此时各方面义军闻惠州起义,纷纷响应。讨袁军东江别动队司令邓子瑜率部在博罗起事,为敌所败,仍坚持斗争,一部分义军入石龙,协助邓铿守石龙。这时,陈炯明亦带着华侨的部分捐款,自香港回惠阳、博罗一带,集合旧部,组成以林海山、叶质柏、严德明为首的民军千余人,在淡水起义,与龙济光在惠州的督办李嘉品作战。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形成南方革命政府和北洋军阀对峙局面。

    三、祖国要统一

    袁世凯死后,北京组成了以北洋皖系军阀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掌握中央军政实权。而北洋军阀中直系的冯国璋,也当上副部总统,开展权力争夺。全国各省亦都被各派军阀把持,各派军阀又各自找到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作为靠山,形成了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

    一九一七年,孙中山为维护《临时宪法》,乃举起“护法”的旗帜,南下广州,成立军政府,任大元帅,出师北伐。但由于当时只依靠南方军阀,护法运动终于失败,孙中被迫去上海。

    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海华侨积极支持“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斗争。欧洲华工和中国留学生参加与涉及祖国命运的政治活动,阻止北洋政府在和约上签字,并且连夜包围躲在医院的陆征祥,终于逼迫北洋政府拒绝签字。这是中国人民和海钉华侨的一大觉醒。

    一九二一年孙中山驱走桂系军阀在广东的势力,重返广州任非常大总统。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孙中山组织下,再次在韶关誓师北伐。他在准备北伐时,曾致信海外华侨,切盼踊跃输捐。他说:“今桂贼就歼,西南奠定,正宜移师北指,扫荡群魔。顾六师一发,饷粮宜充,百政待兴,费用尤巨。热心之士特组织中央筹饷会筹集义捐,以济国家之急,业经政府批准。凡我国人,踊跃输捐,以助成统一,母令功亏于一贯也。”

    当时各地华侨关心祖国的统一,尽力献捐。古巴华侨就一次捐助饷银三万元。孙中山在致古巴华侨函中提到:“此次粤军讨贼,承古巴侨胞捐助饷银三万元,解囊  者之慷慨与劝募者之勤劳,热诚伟绩,古之卜式不过如是也。”但是,由于陈炯明的叛乱,这次北伐又宣告失败。

    一九二三年一月,陈炯明被逐出广州以后,仍盘踞东江、潮梅一带。孙中山深知要实行北伐统一中国的理想,必须先平定陈炯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因此,自一九二三年起即努力平定叛乱。先后发动了多次讨陈战争,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应邀北上之前,仍部署了第一次东征。

    广大华侨热烈响应并积极支持讨陈。他们在经济上支持讨陈军费,缅甸和加尔各答华侨踊跃捐款支援讨陈,在不到四个月时间内,共捐款十三万五千多港元。邓泽如在《讨陈之役香港办事机关筹款收支报告》中提到:“收入计八十五柱,共收港币四十万六千二百七十元七角九分。其中海外华侨捐献占三十三柱,计港币十万余元,占全收入四分之一。”此外,当时直接寄交孙中山的,尚有数万元之多。

    华侨参加东江讨陈战争者,为数甚多,杨仙逸就是其中之一。杨仙逸是美国华侨,曾在美国参加航空训练,一九二0年驾机回国,参加讨伐桂系军阀莫荣新战斗。一九二三年九月,孙中山指挥围攻惠州陈炯明叛军,久攻不下,当时任航空局长的杨仙逸和鱼雷局长谢铁良奉命用船押运鱼雷、炸药赴惠州,以作攻城之用,船至石龙,不慎爆炸,牺牲。

    在孙中山南下广州建立革命政府时期,得力助手廖仲凯,惠阳鸭仔步人,自幼  随父经商于美国旧金山,十六岁归国,一八九七年与香港出生的何香凝结婚,先后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随孙中山返广州,筹措革命经费,卓有成效。一九二一年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革命政府财政次长。他竭诚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睡策,参予创建黄埔军校,任党代表,热情支持工农运动,为国民党右派及帝国主义所忌。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被暗杀于广州。他是北伐军费的主要筹措者,是国民党左派的中坚。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反帝浪潮席卷全国。在这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各地华侨给予罢工工人以声援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上海罢工工人的救济款有二百万元是华侨捐赠的。

    由“五卅运动”引发的省港大罢工,从一九二五年六月起,至一九二六年十月止,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罢工费用四百九十万元,“从罢工开始至今,华侨捐款已达三百万”,华侨捐款即占罢工总费用的一半以上。

    全国闻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和邓发,都是香港海员出身,在省港大罢工中充分显露出其领导才能。东莞人、香港海员李源,也是省港大罢工的积极分子。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他不为白色恐怖所吓倒,坚持斗争,参加广州起义,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书记,翌年在大埔被杀害。香港石厂工人、龙川人叶卓,“五四”运动后回到广州,投身工人运动,在省港大罢工中,负责筹集罢工经费,接待、安排工友膳宿,率领纠察队封锁港口要道,不遗余力。为了解决罢工经费,时卓受省港罢工委员会派遣,赴南洋一带,向爱国侨胞募集经费,为罢工的胜利作出贡献。他的同乡和亲密战友黄水泉,是香港人力车工人,省港大罢工爆发后,投身罢工行列,任工人纠察队二十支教导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深得工友爱戴和张太雷的信任。

    经过曲折的革命实践,孙中山体会到:“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因此,提出了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创建黄埔军校,养培革命军队等主张。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和广大工农群众也积极拥护,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并于一九二六年七月,进行了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是一场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华侨是北伐战争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的翌日,由十六个海外团体发起的“华侨北伐后援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华侨北伐后援会简章》开宗明义宣告它的宗旨是“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求中国的真正统一”。紧接着,海外各地华侨北伐后援会相继成立,到一九二六年九月,各地华侨北作后援会达到五百二十四个,会员一百万人。从九月起,“汇寄北伐军饷者,纷至沓来,中央海外部大有应接不暇之势”。至一九二六年底,华侨捐助的军饷达一百万元。据统计,美洲及南洋华侨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至九日捐助北伐军费达国币一百三十五万九千九百五十九元;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又捐助国币一百二十七万八千七百六十四元,法郎二万元,日币五千九百三十元和二千七百九十三英磅。除了捐助军饷外,华侨还直接参加历次北伐。仅从暹罗一地回国参军的华侨前后就有三百多人,一支“华侨炸弹敢死队”队员有二百多人,其中暹罗华侨就占八十多人。他们与北伐军一道英勇杀敌,在前线立下了战功。

    正当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进入低潮。北伐革命虽然由于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而功亏一贯,但革命志士仍然坚持不懈地斗争。他们相信:革命一定要成功,祖国一定要统一。

 

          四、共纾国难  救国救乡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国守军对入侵我国北平郊区芦沟桥的日本侵略军,奋起抵抗。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时期。兴国上下,同仇敌忾,抗战的烽火在祖国的原野上燃烧起来了,中华儿女同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

    在祖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抗日救国运动。最先行动起来组织救亡团体的是新加坡华侨。当“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的消息一传到海外,八月十五日新加坡即召开华侨大会,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并举陈嘉庚为主席。新加坡华侨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南洋各地华侨的热烈响应,各种救国团体迅速建立,并以筹赈难民的名义向各阶层华侨筹款。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为了“使筹赈购债汇款及其他救亡工作得以收统一之效而加速进展”起见,南洋各地代表一百八十多人,代表四十五个救亡组织,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大会号召广大华侨:“盖国家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卸;前方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吾人今后宜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陈嘉庚在大会慷慨陈词:“悲观畏缩,见义不为,如富人有钱不出,减少抗战经济力量,于祖国为不忠!”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之前,南洋各地救国团体已发展到七百零二个。其中,新、马有二百零七个;菲律宾有一百四十三个;印尼有四十六个;越南有十万多侨胞参加救亡工作;缅甸、泰国、北婆罗洲等地也都建立了华侨救亡团体。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日寇大举侵略我国华南,在惠阳县的大亚湾登陆。十日内,惠州、博罗、东莞、广州相继沦陷。遭受日寇疯狂轰炸烧杀之后,东江中下游焦土千里,灾民遍野,伤病呻吟,饥寒交迫。

    海外侨胞,尤其是南洋英荷两属的惠属侨胞,在获悉家乡沦陷的恶耗后,莫不感到震惊。在爱国侨领黄适安(何友逖)、黄伯才、官文森、戴子良等共同发起下,侨胞在痛愤之余,爆发了救国救乡的爱国热情,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日组成了以黄伯才为主席,戴子良、孙荣为副主席,黄适安、钟醇生、官文森、郑为信等为委员,以赈济灾民与积极救乡为其宗旨的南洋惠侨救乡会。惠侨救乡会成立后,为了推动侨胞开展募捐筹款,分别在英属的新加坡、雪兰峨、槟城、霹雳、马六甲、森美兰、彭亨等地和荷属的棉兰、沙捞越等地设立了分会。南洋惠属救乡会的成立,对推动英荷两属惠侨开展救国救乡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踊跃输将  回国参战

  (一)开展义卖劝捐,筹款救国

    派回东江视察灾情,对灾区人民进行赈济的代表黄适安、钟醇生等,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回到南洋,然后分头到各地汇报东江灾区的惨状,并同时展出日寇凌辱和残杀家乡同胞的图片。汇报之后,群情激愤,南洋各地的惠属侨胞立即掀起了救国救乡的高潮。

    吉隆坡循人学校假座南园游艺场举行爱国救乡文艺演出,入场卷分为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由各界侨胞自愿购买;广大店员、工人节衣缩食,献出每月工资收入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许多家庭妇女把自已的积存和首饰、订婚戒指等都捐献出来;爱国侨商,捐献几百元、数千元、上万元者不乏其人。二月二十五日,南洋惠侨救乡会在惠州同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广泛发动第二次义捐,并将捐款百分之四十献给新四军,百分之四十献给惠宝人民游击队,百分之二十作为惠属难民救济费。一九三九年初,海外华侨寄给宋庆龄转交曾生部队捐款,一次就达港币二十万元。南洋惠侨救乡会共筹集抗战资金与救济款约千万元。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各队回国时,都带回了大量的药品和御寒衣物。香港救济总指挥部所举办的医务班,培训了救护队员四、五十人,先后派回东江十多个县开展救护工作。当时东江疟疾流行,救济总指挥部还从南洋、香港运回几十箱特效药“奎宁”,赠送病人,使成千上万的疟疾患者解除了痛苦。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壮大,是与华侨、港澳同胞的支持分不开的,一九四0年以前,曾生部队的被服、军鞋和药物,主要靠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献。

    从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四年时间,华侨筹集的抗战捐款达四亿元。华侨捐款估计平均每月达当时国币一千三百五十万元,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0年初则每月高达二千万元,几乎相当于负担了当时抗战军费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承销了当时“公债”十一亿一千多万元。据陈嘉庚估计,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间,捐款和汇款共国币五十亿元。另据国民党有关方面的材料,认为自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至三十五年止,海外华侨捐款计国币三十三亿四千八百七十一万七千一百八十元。在缺少外援的抗战时期,华侨汇回的捐款与外汇,所起的支援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南洋惠侨救乡会,为着从消极的救济转为积极的安置难民,曾多次一会,讨论办法,计划以三十万元的捐款开辟东江难民垦殖区。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略东南亚,遂使这一垦殖计划没有能够实现。足见南洋惠属侨胞为了解决东江难民的出路问题,尽了最大的力量。

    踊跃捐输救国的同时,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马来亚和泰国的日货商店在抵制日货运动期间,门可罗雀,生意一落千丈。新加坡战前每月输入日货达叻币四百万元,事变后减少为每月一百万元,据统计,一九三七年日本对南洋的贸易,总额为七亿六千万元,一九三八年跌至四亿六千万元。日商在东南亚一带每月损失达二千万元。

    在南洋各地,日本所雇用的华工多达五千人,自日寇侵华后,受雇侨工激于民族义愤,情愿忍受失业的痛苦,纷纷罢工离职,开展不合作斗争。一九在年十二月,运龙铁矿侨工首先集体罢职离矿。一九三八年一月,岩株巴铁矿华工三千多人一起逃离矿山。在华工罢工离职的斗争冲击下,日本在马来亚的军工原料生产与供应陷于瘫痪。

  (二)动员人力物力,积极救乡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南洋惠侨救乡会与香港三个比较有影响的爱国团体惠阳青年会、海陆丰同乡会、余闲乐社商议,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确定“东团”的宗旨是:“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拯救伤兵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南洋惠侨救乡主席黄伯才在给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函电中,反复阐明了南洋救乡会的任务是“消极赈灾与积极救乡两大原则”。在组团回国服务的缘起中说:“自我全民族  揭起对日抗战旗帜之后,吾人即感非发动民众力量协助政府作战,不足以御外侮,驱逐强敌,争取最后胜利及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民主共和国。”并特别指出成立“东团”的必要性是:“敌人南侵,不旬日广惠相继沦陷,主要原因实于政府及民众工作之失败。益见组织青年回乡服务,广泛动员民众,为此时之急需。”

    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香港成立了以刘仁铨为主任,曾寿隆、孙石(女)为副主任,林务农为秘书长,高云波为组织部长,郁华为宣传部长,柯平为总务部长,陈思齐为财政部长的“东团”总团办事处。决定以一九三七年秋和一九三八年冬由香港惠阳青年会和海陆丰同乡会组织的回乡救亡工作团为基础,在惠阳县淡水镇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秘书长张贯一,组织部长高云波,宣传部长张子真,总务部长李惠清,交通部长李星尧。

    在南洋惠侨救乡会的组织下,各地惠属华侨出现了父母送儿女,妻子送丈夫,甚至夫妻一起回国抗敌,积极救乡的热潮。“东团”主办的刊物《东江》呼吁道:“把我们的一切,都贡献给祖国,为祖国的独立与解放而奋斗。”

    一九三九年四月开始,由侨领黄伯才、张郁才出资,黄志强为队长的两才队;由侨领官文森独资,以王春红为队长的文森队;由吉隆坡各界人士集资,以黄炜然(黄义芳)为队长的吉隆坡队;以及加影队、士毛月队,相继回国。北马华侨子弟,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等侨居地的爱国青年亦相继组成服务队回国。吉隆坡队组队时,原定人数七十二人,其用意是激励队员继承发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精神,为民族  解放战斗到最后一息。队伍组成后,有一位姓郑的青年,要求参队,态度十分坚决。在他爱国热诚的感动下,惠侨救乡会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遂使吉隆坡队的人数增加到七十三人。

    日本特务机关为了阻挠吉隆坡队回国抗战,竟恐吓轮船主不要搭载他们。后来他们只得改乘价钱比较昂贵的轮船回国。船至中途,又获悉日寇军舰企图在伶仃洋截击的消息,轮船只得改变航道,多走了四十八海里。星洲的日本特务和浪人,对南洋惠侨救乡会的抗日救亡活动也进行百般的威迫利诱,但在救乡会的团结一致下,粉碎了敌特的破坏阴谋。

    “东团”队员来自华侨各阶层,主要是工人,还有自由职业者,包括教师、记者、学生、邮政职员,少数小资产者。他们大部分人能讲广州话、客家话、福建话、马来亚话,一部分人能讲英语。“东团”队员是不留后路的,他们不去英荷当局领取返南洋的入境证,以表示心向祖国,义无返顾的决心。两才队回国前夕,惠州会馆举行茶话会欢送,主席戴子良勉励他们说:“救乡即是救国,救得东江即救得广东与华南,也就可以救得整个国家,取得最后胜利。”吉隆坡队回国前,南洋惠侨救乡会举行隆重的欢送会。当全体队员身穿统一服装,高举队旗,唱着抗战歌曲,穿过人丛走进会场时,群众向他们热烈欢呼,表示敬意。欢送会的盛况,被刊登在当地中文报纸显著位置上。充分显示了惠属侨胞火山爆发般的爱国热忱,和中华民族不可侮的抗敌精神。

    华侨子弟参战后,南洋惠侨救乡会为使“东团”便利开展救亡工作,曾函请惠州国民党各级军政机关,提出:“当此民族神圣抗战伟大时代,定能发动各阶层之力量,巩固统一战线,以驱逐敌骑出我国境。尚祈转饬所属军警,切实保护敝会主办回乡服务团之东江一带工作人员,俾安心努力,以慰侨情,而利抗战。”

    “东团”到达东江前线后,一部分人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一部分人到东江各县搞民运工作。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归国华侨和港澳同胞在千人以上。

    抗战爆发后,仅一九三八年,泰国华侨回国参战人数达五百人,菲律宾华侨一百二十多人,至一九三0年为止,马来亚 华侨回国参战者达四千多人。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一九四六年的统计,粤籍华侨回国参战者达四万人,参加八路军的华侨约四百人,参加新四军的华侨则更多。当时在延安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它对促进海外华侨对共产党的了解、支持和介绍解放区的情况,起过重要的作用。

    此外,华侨还以巨大的物力支持祖国八年抗战。从“七.七”事变至一九四0年十月,华侨捐献各种飞机二百一十七架,战车二十七部,救护车一千辆,大米一万袋(泰国一地),以及大量的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共计三亿五千万元(约合一亿三百万美元)。

    当沿海口岸及交通要道。当时急需一大批熟练司机和修理工人到滇缅路去支援。在南侨总会的号召下,数月之间各地便有三千二百人应召前往。华侨机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夜以继日,运输不停,使这条长达一千一百四十六公里的国际运输线,每日的军火运输量保持在三百吨的水平,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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