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营救工作 ＿＿忆东团博罗队和香港知名文化人脱险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这个机关对外是秘密的，但对当时的香港当局则是公开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同志通过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转告香港总督，八路军、新四军抗日非常英勇，得到海外华侨的热爱和支持，纷纷捐钱捐物支持他们抗日，有一大批药品、汽车特物资在香港无人接收。所以八路军、新四军要派几个人去管理。还请卡尔将军转告香港总督，我们不公开挂牌，不会影响港英当局的中立地位。就这样，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十八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公开挂的是粤华公司的招牌，经营茶叶生意。但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办事处。是我们接头和进行秘密工作的地方。我们同海外华侨和各个方面工作上的联系，都通过这个办事处进行。实际上，它是我党在香港设立的一个半公开性质的机关。

    抗战期间，惠州、惠阳、海陆丰等地的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惠侨救乡总会，出钱并组织华侨青年回国抗日救国。张育才、黄伯才出资组织了“两才队”，官文森出资组织了“文森队”，还有吉隆坡队等团体。他们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公开合法身份奔赴东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到处制造反共逆流，破坏国共合作。他们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0年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通过特务告密，国民党了解到东江华侨服务团博罗队里面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博罗县党部便向省党部报告，并捏造博罗队勾结象头山土匪要攻打博罗城的罪名，于一九四0年二月，把博罗队二十三个人抓了起来，解送韶关，关押在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军法处的芙蓉山监狱里。

    博罗队事件发生后，刘宣（曾任东团副团长和河源队队长）、钟育民（曾任惠阳队副队长）他们几个人到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把博罗队被捕的情况告诉我们，研究营救对策。我记得当时研究是这样，认为华侨回乡服务团是华侨出钱动员华侨青年回乡救国，是用南洋惠侨救乡总会的名义组派的，是公开合法的团体。国民党这样抓人是非法的。因此，确定营救工作的总原则是用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对付国民党，营救博罗队出狱，挫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当时决定的营救措施，第一条是以救乡总会的名义派出代表到韶关，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开展营救活动。当时由钟育民、吴逸民、黄义芳三人组成代表团。第二条，立即发电报并派人到南洋，向华侨说明国民党制造博罗队事件的情况，并请他们派人跟国民党当局交涉，发通电给李汉魂、余汉谋，马上释放博罗队。记得当时南洋华侨派了一位姓叶的回来。第三条，通过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开展营救工作。李章达是廖仲恺时期的公安局长，大革命后，他到香港，不愿做官。博罗队事件时，他在四战区当顾问。我当时请他出来协助营救。他出了很大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营救工作的需要出发，当时给国民党的头面人物余汉谋、李汉魂送过旗。“文化革命”说我们给国民党送旗，搞得很厉害，不懂得我们这样做是一种斗争策略。经过斗争，博罗队被捕的全体人员终于全部获释。在营救博罗队问题上，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是地下斗争与公开斗争相结合的一个典型。

    另一件事，是从沦陷后的香港营救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和著名的文化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偷袭珍珠港，英美对日宣战。接着,香港陷落，日军力量向南洋方面伸展。九龙、香港禁止老百姓通行，  难民向广东内地疏散。何香凝、柳亚子等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邹韬奋、茅盾等著名文化人被困在香港，处境艰险。当时，我们这些在港工作的同志，混杂在难民里，在九龙避风港的一小船上暂时隐蔽下来。

    一个黄昏，组织上派李健行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到九龙避风港找到我们，把我们送到油麻地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和廖承志、张文彬、尹林平、乔冠华等人先回来。由李健行同志带着我们，混在老百姓里面，到了新界。接着，由游击队接送我们到宝安西贡山，在陈达明同志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然后，经惠州，住了三天，到达老隆。廖承志、乔冠华和我三个人原来是打算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但后来组织上决定我一个人留在老隆，执行一项营救任务。一个是营救何香凝、柳亚子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士，皖南事变就是他们十多个人发出通电痛骂国民党当局的；另一个是营救邹韬奋、茅盾等三十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

    我们派出的小船，从海路把何香凝、柳亚子十多人偷运出来。小船到达汕尾时，许多群众涌向海边看难民船。何香凝的照片早已在民间流传，所以她很快便被群众辨认出来了。国民党海丰县党部获悉这一情况后，便组织盛大欢迎，公开庆祝何香凝脱险归来。罗翼群也赶来迎接她。这样，我们原来打算把她隐蔽下来的计划便没有实施。柳亚子人家不认识，我们便把他和他的女儿一起接出来了，送到梅县，住在我们的一个同志家里。

    邹韬奋、茅盾等三十多位文化人，是我们的部队从陆路接出来的。茅盾不肯隐蔽，说国民党要杀便杀。他从老隆乘车到韶关，从那里转到桂林，最后到了重庆。邹韬奋在梅县我们的那位同志家里隐蔽了一段时间后，护送去苏北，后因病转上海治疗，不幸在沪病逝，被追认为共产党员。茅盾很早参党，大革命失败后到了日本，失掉了党的关系。考虑到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所以在去世时，恢复了他的党籍。还有夏衍，是坐船从澳门出来的，所以他带的行李比较齐全。从宝安这条路线接送出来的文化人随身携带的东西就不多了。

    在我党的营救下，这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和著名的文化人安全脱险了，它体现了我党对进步友好人士的关怀和患难与共的精神。从而团结和调动了各界爱国人士的爱国热忱，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战和革命事业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博罗县党史办李祝、叶田青记录整理，载《惠阳地区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