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了快乐的心情，在一个小村庄，会见了五个大亚湾被我救获的美国机师。
当司令部的代表丁同志和记者走进这座半洋楼式的屋里时，他们都兴奋地迎着我们，大家都热烈地握着手。
把近天来他们关心的国际大 事说了以后，谈话便很自然地谈了起来。
“……在出发前，情报部长曾告诉我们，如果不幸失事，只要立即找到游击队，就会得到最可靠的帮助。”向导员兼轰炸手的烈夫柯首先讲了话。“对于你们的援救和照顾，我们真不知怎样答谢呵！”
接着，他的战友们也相继说了一连串感激的话语。
青年机枪手罗拔告诉我们：每一个机师遇救后，十四航空队都拨出一笔答谢的慰劳金的，他问我们“克尔中尉被救脱险后，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报酬？”
“当我们觉得应该做的工作时，我们是从来就没有计算到报酬这一回事的。”丁同志表明我队在港九沦陷后就把营救国际友人看成自已的责任。并说明“我队是活动在前线与敌后而又经常在内战的包围中，对于盟国的援助，我们是无从收到，也没有收过的。”
想不到这一段话，竟使他们感到意外的惊奇和难过。驾驶员佐治问我们是否可派一个人随同他们回去，“如果可能的话，一定会得到补偿以前一切应得的报酬。”
我们不禁都发出了苦笑，对于盟友这种挚诚的同情，我们只能衷心地感谢罢了。等到我们的盟友知道为什么不可能时，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脸容是多么愤慨和感动呵！
他们知道了自克尔中尉被救回桂林后，这里的内战没有停息过，更是愤激。他们也知道美国当局是反对中国内战的，他们说：“这也许就是副总统华莱士来华的一个原因吧！”
爱利斯是一个幽默的人，他问我们，“你们的国府主席蒋介石先生是否人民选举的？你们有没有投票？”丁同志答他：“中国现在还没有实行民主宪政。”他便说：“我们的总统罗斯神福却是民选的。”“我们美国有各种的党，但政府是长期改选的，好的就连任，不好的就不能获得人民信任。”手部受伤的康利也插入了＜这＞一句。
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口口口也许要比其他盟国来得热切的，所以我向他们表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的民主生活和党派的团结合作，实在无限羡慕。”
“我们美国在八十年前，也有过南北战争，经过长久的斗争，才有今天的民主统一。我相信中国是始终有她光明的一天的。”这是佐治说的。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雨点从窗外射进床来，把窗门关上，光线减弱了，大家都在讨厌着这个时候，还下如此大的雨。
沉默了一会，话锋又转回来了，列夫柯中尉是健谈的，这也许和他出身是一个记者很有关系。在几次的谈话里，他都更注意地问到港九队的活动：中环街市的贴传单，九龙铁桥的大爆炸，太古船坞的火烧船，刘黑仔同志化装捉奸……这许多神奇的故事，确实引起了他们不少的吃惊。
“哪一个是黑仔同志？我真的想见一见这样一个勇敢的人。”
“这次的遭遇和见闻，是我一生不会忘记的。”
“这次回去，我一定要写一本书，一定的。”康利说。
列夫柯高兴的跳起来说：“我也这样想，书名也想到了，就叫做《伟大的游击队》怎样？”“噢！好极了。”
（有七行字看不清＿＿编者）
“我能够和一个曾经献身新闻事业的记者谈话，实在感到特别亲热，告诉你，列夫柯盟友：在这个地区的新闻记者，感到最大痛苦的就是不能把这里民众的民主生活，艰苦斗争和正义的呼声，向大后方和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作应有的报道，但我知道这个不能完成的工作，经过你们这次回去，将会很好的完成的……”
他不待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不错，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把他亲身的体验和见闻告诉别人的。”他告诉我：“上次克尔中尉的脱险，在纽约报纸上就有着很详细的记载”。
“我和爱利斯快要回美国去了，我们会知道自已要做的事的。”罗拔也在说。
“我们这次回桂林，一定会照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向陈纳德将军报告，并且要打电话给副总统华莱士报告经过。”
他们很珍重地接过了克尔走后所出版的《前进报》。列夫柯说：“在我们美国，言论是自由的,这样的报纸，如果翻译出来，一定受到极大欢迎的。”
是第二天的早上，雨还在继续着，大家都在担心着今天不能走。可是午后的太阳已强烈地射照着大地了，午饭吃过，最后的一次谈话也不知不觉谈了两个钟头，从自由钟自由神的史实到美国今天的交通建设，从拖拉机的农场到这里的县城……。护送出发的同志已来催促，歌声已在村前响遍了。队的代表，翻译谭同志和我随着这五个壮汉送了一程。终于，热烈地紧紧地握着手，大家珍重地说了一句：“再会！”可是谁也没有立即走开，显然是有点难过，我还看见列夫柯的眼睛象有点润湿哩！
“好！让你们在天空，我们在地上，大家分头地努力吧！那一天，相会在香港，在国内，也许在美国，胜利的日子是快要到来了！”
我们挥着手，望着这五个盟友的背影，一直消失在山湾后，我们都在祝福着他们的旅程。
《前进报》驻惠记者 文 焕（1944年6月11日《前进报》第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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