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探险旅行。

    在一个面临大海的小乡村，我与克尔中尉会面，他滔滔不绝地向我叙述他的脱险经历，他的表情充满了感激与兴奋，他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探险旅行。”

    “我是战斗机驾驶员，二月十一日我们以二十架战斗机保卫十二架轰炸机从桂林飞袭香港，在香港领空与敌机空战，我们的机群曾经击落三架敌机。当时我指挥一小队轰炸启德机场，一时疏于防御，被敌机突然侧击，油箱起火，且烧伤面部足部数处，我急跳伞下降，在离地面不远的空中，俯视机场太子道，许多人在拍掌欢呼，机场旁边的敌兵在奔走着蒙住自已的眼睛，不敢再看下面，也不敢再想下去，还想什么呢？

    “出呼意料之外，风向把我送到新界某地降下，我也知道此地与九龙不过一山之隔，敌人随即就会来将我捕捉的，但我还是向前奔跑，突然有个小童碰上来，用手势招呼我，他在前面跑，我跟着他跑，我知道敌兵已经追来了，但那个小童很迅速，很勇敢，机警而又灵敏，他对于那些山头的每一个角落都十分熟悉,他带我跑了几个山头，在一个小角落中隐蔽起来。

    “敌兵已在四面八方进行搜索了，他跑出去联络，便把我们分散了，在惊涛骇浪中过了一天，那天晚上他才回来，找到我并和一位女同志送来了食物和棉被到来。

    “在敌人严密的包围封锁下，我再转移到另一个较安全的地方，在那里掩蔽了两个星期以上。每一天都亲眼看见敌人在山头山脚，在附近的围村、田野走来走去，呱呱地噪，这种场面实在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恐怖，但你们游击队的小同志与女同志，给了我不少的勇气与安慰。他们的面孔总是快乐的与勇敢的，供给我一切需要，还给我的灼伤敷药，那位小同志身上只有五毛钱军票，却买了糖来给我吃。这种天真活泼能干与懂事的孩子，真是世界少有，所有被称为世界上的那些神童，比起你们的小同志来，实在是极少价值。我掏了五十元关金给他，他始终不肯要，中国人民对于我的亲切崇高的感觉，从此时起才是真实的永远不能遗忘的呀！

   “在那些日里，每当夕阳西下，黄昏的美景浮上天际时，我谅感到人生特有的愉快，我甚至低声地哼着歌曲和小同志玩笑，因为一到黄昏，敌人的搜索就停止了。

    “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敌人不没有搞撤退，但情形已经松懈了许多，我才被你们的神勇的同志刘黑仔保护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又接受了你们蔡大队长热烈的招待，翻译员谭君把你们的活动情形和极有价值的敌方材料供给了我，对于你们的活动力，令我十分佩服。我想，如果游击队都不会走夜路，世界上就不会再有能  走夜路的人。我想，为了抢救我，你们一定动员了许多我所看不见的力量，我要和你们做永久朋友，永久永久。蔡队长是能干的领导者，黄冠芳队长是敌人心目中的“第一号公敌”，黑仔是我再生的爸爸，谭君是我精神上一刻不可少的朋友，那位女同志，小同志我愿意用飞机载回美国去，把他们的神奇的本领亲自介绍给美国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写一本书来描写我所知道的所感觉的一切，我还要把小同志给我买的糖带回桂林去给同事们看。”

    他是一个美国青年，率真坦白、热情、诚恳、不摆架子、没有绅士气味，他的父亲是一个军火商坦克军工厂厂主，他自已曾做过新闻界的摄影记者，来中国有九个月，现担任战斗机小队指挥员兼中国空军教官，这是他来炸香港的第三次。

    在顽固派进攻的威胁下，使他不能在一个地区安静地休养，他明僚了这个原因之后，觉得十分惊奇，他说：“我们也知道国共两党有政治上的意见冲突，我们都不满意于许多国民党人自私自利，不肯忠爱国家，政治太过黑暗，但尚未闻到有打内战的事情。我们盟国的人士是一致反对这种行为的，我们对于东江港九游击队的活动，听是听了，但不知详情，今天才明白。但对于华北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都很明白，因为我们有好几个驾驶员就象我一样，经他的一路救护送回来的，有三位炸东京的驾驶员就是由  路军送回来的”。

    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记者，所以对我队的报纸杂志极为关心。他看见《前进报》赞口不绝。“在我们外国人看来，这种技术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要每样搜集一份，回去叫人翻译寄回美国去。

    他曾经在×地会见曾司令畅谈甚欢，对本区、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各方面的事情都谈了很多。他对于我们中国政治的黑暗，深致惋惜并感慨地说：“人民应该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应该有权选择自已的政府与政治制度，将来的世界必然没有法西斯存在，而是民主的新世界。我相信将来的中国一定是民主的中国，我们美国及英国过去曾经犯过许多错误，致令德、意、日法西斯长大，进行世界大屠杀。我们在战争中已受到应有的处罚与教训了，不要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啊！”

                            这些话是完全对的

《前进报》记者（1944年6月11日《前进报》第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