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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__香港惠阳青年会

[文献汇编]


  作者:
刘宣
  来源:
 

    一九三一年,日寇侵占东三省 ,随后,进阴谋并吞华北,中华民族濒于危亡,全国抗日热潮汹涌澎湃。惠阳旅港一些青年, 经常聚会畅谈国事,阅读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及《萍踪寄语》,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等。中共香港工委宣传部长陈华在香港旺角弥敦道主办智仁勇学校,并任校长,附设国语夜班及歌咏班,组织新兴读书会、大众体育会,我曾参加这些团体,并由他介绍我参加地下革命组织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由周楠、曾眉介绍参加香港抗日救国会,由吴华胥介绍参加香港各界救国会等地下秘密团体,进行过一些秘密抗日活动。开始,我在智仁勇学校任教导员,后陈华离港,我接任校长。在这期间,认识海员党叶盘生,并到余闲乐社去活动,又认识朱曼平,他向我讲述工人的罢工斗争,送给我看封面写有“摩登杂志”,内容是《红旗》的党内刊物。一九三六年秋,叶锋、严尚民分别到了香港,叶锋在广州参加过中国青年同盟领导的各种学生运动,被捕入狱,释放后来港。  严尚民曾留学日本,参加留东学会,因写抗日诗歌反对日本军阀侵占东北,而被驱逐出境,到香港参加抗日锄奸工作。

    一九三二年间,我在惠阳商会做过文书,认识较开明的董事陈大球、张观风。黄伯群也是董事之一,大中女校的校董,他曾提议办青年夜大学,因条件不够 ,改议在惠阳商会成立青年部。我和邓培基、李星尧、廖廷辉,大中女校的师生曾珍、陈玉梅先行加入青年部。第一任部长是陈德昭,惠阳澳头岩背村人,香港一间保险公司的经纪,惠阳商会会员之一。

    一九三六年秋,丘金从上海赤色总工会来香港,与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临时委员会接上关系,任海委书记。他一九三八年二月去延安学习,由曾生任书记。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指示党员及进步群众应参加公开的抗日团体,不要停留于搞地下秘密活动。

    这时,我和叶锋、严尚民都参加青年部活动,一九三六年我被选为部长。青年部除吸收惠阳青年为会员外,也欢迎外省外县的男女进步青年工人、学生、小学老师三、五十人,后来发展到二百余人。青年部设在惠阳商会内,举办过有关青年问题座谈会,时事座会,及体育活动,也举行过唯心与唯物的哲学争论,出版《青鸟》油印月刊。

    西安事变后,国内外抗战呼声高涨,党领导的海员工人团体余闲乐社,发起抗日募捐援助绥远抗战及各种救济工作,组织战地救护队,举办抗战理论学习班。青年部动员会员参与各种抗日实际工作,后来青年部出版《惠阳青年》期刊,大力提倡国共合作,团结一致对外抗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曾进行援助日本轮船抗日罢工慰劳募捐。

    我们曾经演出抗日独幕话剧《夜快车》(又名《安奉路上》)。剧本是中山大学抗日剧社编写的,该剧描写朝鲜工人以国际主义在安奉铁路上,炸毁满载侵略东北日寇的列车。还演出过日本话剧《父归》,批判旧社会的封建礼教。请香港名演员石坚担任主角。

    一九三七年二、三月间,青年部和工人团体的联合抗日行动,引起惠阳商会一些买办阶级的董事们不满。商会前后两任会长许让成、李天培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并登报发表启事,取消青年部。我们当即针锋相对,成立护部委员会,由刘宣、严尚民、叶锋、叶汉生、钟强、廖廷辉等人组成,开展对商会取消青年的斗争,散发传单,呼吁各界声援,争取有民族良心的开明董事及会员的同情与支持。董事叶强基医生在惠阳商会会刊发表题为《青年部所见所闻》的文章,力斥取消青年部的无理行动。商会董事会与护部委员会,曾面对展开辩论。他们声言如果青年部继续活动,将使用黑社会打手,还提出国共根本不能合作,青年不应参加政治活动,提出在香港搞抗日救国无用等廖论。我们给予驳斥,要求恢复青年部。但这些买办阶级的代表们无视民族的利益,坚决要取消青年部。

 

惠阳青年会的成立

    经过激烈的斗争后,我们商量决定单独成立惠阳青年会,和青年部会员们保持密切联系。不能依附商会去活动。于是,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由严尚民负责,着手筹备香港惠阳青年会(以下简称惠青)

    当时我在海华学校任教员,曾生任校长,海华学校是中共海委秘密联系地点。我主要在九龙仓码头、铁路、邮政等单位进行工作,通过邮局党员工人的工作,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马列主义书籍和党中央的公开文件不断寄来,供党员学习。叶锋对余闲乐社、洋务工会进行党的工作,我们三人同在中共海委领导下进行活动。在得港,所有公开群众团体,都必须到香港政府华民政务司去注册立案,才算合法。当时,日寇  侵占东北、侵略华北、危害英美在华的利益。于是,在不影响香港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对群众团体的抗日救国活动,香港政府采取默许态度,不同以往采取一律禁止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惠青的筹备工作比较顺利,惠阳商会一些思想较进步的会员也来参加筹备工作。其中一个李庆祥,他自已开药店及鞋铺,属于中层人物,我们利用他的社会地位,让他负责去香港华民政务司注册。后来,惠青获得香港政府华民政务司批准成立。并带动其他在香港的青年团体相继成立,有西江青年会、宝安青年会、台山青年会等等,晨钟社、青年同乐社、银行青年联谊会、剧团、歌咏团等等,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

    惠青于一九三七年四月成立,地址在油麻地庙街,为九龙中心地带。惠青成立后,长期订阅《新华日报》、《群众》等党内刊物,经费支出全靠会员每月二角钱的月费。选举李庆祥为会长,设有执委、常委、监委若干人和一名脱产的书记(即秘书),处理日常事务工作。

    惠青成立时,会员约四、五百人,到一九三九年猛增到五千余人。惠青不象青年部那样受惠阳商会的限制,热情奔放地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举办各种座谈会及报告会。发扬民主,各抒已见,工作非常活跃。还在九龙城、深水埔、中环、湾仔各区设立分会。在远洋轮船及各大酒店,甚至在警署差馆,凡有会员的地方都设分会,以便广泛团结各阶层青年开展各种活动。第一任书记是钟仕开,他参加第二批工作团后,由我任书记。一九三八年五月,由蔡萍任书记。一九三九年底,由邓培基任书记,后由官平任书记,直至香港沦陷,惠青总会及各分区骨干带领会员回国。

 

惠阳青年会工作概况

 

    惠青建立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党组织回乡救亡工作团(简称工作团),回到沿海前线地带,宣传群众及组织武装自卫队。先后组织三批工作团及惠阳剧团。

 

组织第一批回乡救亡工作团

 

    一九三七年八月组成第一批工作团十二人(只有严尚民是党员),团长为邓光度,副团长严尚民。当时,有两个问题争论激烈,其一,党内决定推荐严尚民为工作团团长,国民党少数分子则推荐邓光度为团长。邓是中大毕业生,惠阳淡水人。在这一问题,我们采取让步,由邓任团长。其二,到达惠阳之后,在何地开展工作,他们认为要到惠州等城市工作,影响较大,我们则提出必须在大亚湾沿海各地进行宣传,组织群众工作,经过我们坚持,他们不得不让步了。

 

    工作团在香港回乡前,就有明确的思想准备。出发前,学习战场救护工作和积极排演抗日戏剧。我们在会内发动募捐及沿街挨店募集用品,如制服布料,救护伤兵的药品、担架床、防毒面具、钢帽、单车等战时的装备。工作团回到淡水设立团部,派出团员到沿海一带进行工作,组织青年读书会及青年武装自卫队。也搞演戏,扩大影响,曾先后演过《张家店》、《烙痕》、《马百计》及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到处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教唱救亡歌曲,组织歌咏队。这些活动,非常鼓舞人心,使群众抗日热情逐步高涨。工作团演唱的抗日山歌,更为群众喜听乐闻,每唱一曲掌声不绝。工作团的生活是艰苦的,演剧用的道具服装、灯光布景都由团员自已挑担。

    惠青第一批回乡救亡工作团出发之后,香港各社团亦纷纷组织回乡服务团,如香港学生赈济会组织的回国服务团,香港海陆丰同乡会组织的海陆丰回乡工作团,以及海南的回国服务团,四会广宁同乡会组织的回乡工作团。所有这些回乡服务团,对于广东组织抗日力量,组织抗日人民武装,恢复各地党的组织,都有着重大的作用。

    第一批工作团在一九三七年底回港休整,曾在湾仔英军海军俱乐部惠青分会,举行回乡工作汇报及演出话剧、演唱山歌,博得在场观众一致赞扬,即席主动筹款千余元。

 

组织第二批回乡救亡工作团

 

    一九三八年初,组织第二批工作团,再次到惠阳淡水活动,严尚民为团长、党支部宣传委员,朱快鸣为副团长、党支部书记,叶锋为组织委员,共二十人(其中香港回来十五人,在内地吸收五人)。工作团回到淡水后,成立抗日后援会,国民党分子曾庆聪出来抢夺领导权。后来,由于工作团有群众基础,威望较高,推选严尚民为抗敌后援会主任。淡水是惠阳二区所在地,后援会管辖的地区,北至新圩,南至澳头,东至霞涌,西至龙岗、坪山一带。

    工作团从淡水至山乡周田及沿海澳头、坝岗一带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发动青年参加抗日组织及武装自卫队、游击小组,举办读书会及妇女夜校。

    第二批工作团更注意开展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工作,当时驻防的国民党旅长何联芳,原姓李,是甲子布人,同惠青会长李庆祥同乡。我们利用他们同乡同姓关系,开展了统战工作,取得他的同情与支持。曾在工作团倡议下,举办惠阳沿海青年自卫武装干部训练班,由该旅派人训练。我们工作团派出叶锋、黄国伟、黄云生、黄恩等参加军训。在训练班内建立支部,发展一批党员。在惠州,东江统率委员会主任骆凤翔,经过我们的工作,倾向进步,曾任命严尚民为政治大队长。淡水成立文化界救亡工作团,团长由工作团团员黄史楷兼任,各地中小学老师、知识分子,组织成立读书会,发行党的报刊和进步书籍,对抗日宣传教育做了大量工作。这批工作团更着重深入基层,到淡水以及稔平一带发动工人,组织各行业工会,澳头、小桂、坝岗,由李惠清负责,霞涌,由黄佛光负责,坑梓由黄恩、黄云生负责,王母圩、葵涌由黄国伟负责,,都组织了武装自卫队。当日寇从大亚湾登陆时,澳头及小桂组织起来的青年自卫队,曾经在澳头蓝蛇岗以至坝岗小桂山迎击日寇。淡水沦陷后,敌人组织维持会。称为高家五虎将(高健、高宏、高固、高桥、高远)的常柏田游击队,捣毁维持会,击毙维持会长曾庚、警备队长曾贤及吴带。自卫队的声威大振,给敌伪一个下马威。后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工作团组织的坑梓、周田、新圩自卫队,大部分都参加游击队。其中叶维如及徐慧常、朱素英夫妇带长短枪参加游击队,后来成了领导骨干。

    第二批工作团时间较长,一直坚持至日寇进攻华南,全体工作团员,除个别人离团回港外,绝大部分坚持斗争,并与第三批工作团会合,继续坚持抗日。

   

组织第三批回乡救亡工作团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组成第三批工作团,回到惠阳坪山(现属宝安)。当时,广州已失陷,中共香港海委和香港市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组织更多、规模更大的回国服务团。组织抗日人民武装,保卫华南。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召集海委书记曾生和市委书记吴有恒,进一步研究发动全省各地组织抗日人民武装。曾生积极争取回东江领导武装工作。海华学校教员阮群英、沙克和我,都表示要回来参加工作。经惠青扩大会议讨论,决定组织第三批工作团,任命严尚民为团长,叶锋和我为副团长(严、叶两人在内地)。我们广泛动员本会的会员,及其他社团青年都来参加。报名踊跃,在惠青会址,日日夜夜,挤满了人,电话响个不停,迫切要求参加。我和朱快鸣先回坪山,了解当地政治情况,见过当地国民党驻军大队长罗坤和政训处主任潘伯群,他们表示欢迎,并建议全部编入他们的部队,供给一切费用。经我们研究,不同意编入他们的部队,向他们说明我们是群众组织,要自已独立活动。后来,我和黄国伟两人,向罗坤借步枪五支,又到温淑海旅部,借步枪十支,作为工作团防卫之用。我与何凡在香港从惠青报名的人员中,挑选爱国心较强,能吃苦耐劳的,共六十八人,组成第三批工作团。在这批人中,有惠青的会员,还有其他社团的青年,有兄妹一起参加的,也有夫妇一起参加的,还有些是独生子女,如晨钟社李杰、黄小英他们说服年老的双亲,安排好家庭生活,毅然告别亲人,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些刚踏入社会的男女青年,抛弃香港优裕的生活,参加了艰苦的战争生活与工作,爬山越岭,露宿风餐,深入农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接受严峻的考验。有一个革命母亲李淑恒,大家尊称她为郭太,她亲自把次女郭云翔送来参加工作团,隔了两个月,又把第六的儿子年仅十四岁的郭际,送来参加抗日游击队。一九三九年五月,她随同慰问团来到抗日游击队,看望儿女。从  实际中体会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团结一致,坚决抗敌,是一定能取得胜利的。她回到香港后,又动员她的一对孪生子显和、显乐参军。一九四0年三月显乐在反击顽军,掩护部队突围中英勇牺牲。显和在作战中受重伤被俘,在押解途中牺牲。郭太太心中无限悲痛,对敌无比愤恨。一九四一年春节过后,她又送三儿子郭村参加抗日游击队,不久,又携带最小的儿子厚智到抗日根据地东莞大岭山,年仅十二岁的厚智当了部队的交通员。她本人在大塘村以教书掩护。四月间,顽军千人进攻我军,她不幸被捕。敌施加毒刑,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壮烈牺牲。郭太太全家参加革命,牺牲在珍,她的高尚品德,值得永远学习和怀念。

    我们工作团还收下洋务工会送来的十六岁的杂技演员李玉珍小姑娘,后来经过多次严峻的战斗锻练,成为东江纵队战斗英雄、女连长。她生长在云南,在天灾人祸,家破人亡的困境中,母亲忍痛把她卖给风靡全国和东南亚一带的“岑福祥”马戏团,从八岁开始表演空中杂技“三绳吊”。她在党的指引下参加了工作团,到部队做卫生员,在前线救死扶伤,在战斗中,她端着枪,向敌人射出仇恨的子弹。日寇万人扫荡,她的大腿中弹受伤化脓,在没有麻药情况下,自已把子弹拔出来,显示出她的惊人毅力和顽强意志。从一九三九年起,一直没有离开部队。北撤山东后,参加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

    晨钟社社员也踊跃报名参加,其中李翼当时是青年学生,他十四岁就入党。李洁真、黄小英、刘玉珍、邝爱莲当时都是党员工人。张本信、陈淑灵夫妻俩和孪生兄弟李锦光、李锦辉一齐参加工作团,被传为美谈。还有余闲乐社的黄冠芳也参加了工作轩团,其他如洋务工会及青年同乐社、青年联谊会,都动员会员来参加。在泰国直接回来参加的有钟若潮、王丽 、钟育民、方定、陈嘉猷、郑志梅、赖汉、连克重、陈平、符兰平等十一人。

    第三批工作团回来后,吸收当地青年参加的有三十多人,其中有地方党送来参加的,如卢伟如、曾文、黄业等。

    第三批工作团回到坪山,受中共惠宝工委领导。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指示迅速建立自已的人民武装,我曾陪同曾生、余闲乐社委员长周石永、坪山校长陈铭炎、教员黎孟持等,到龙岗会见国民党旅长温淑海,提出惠青工作团在沿海及内地山乡组织有二、三百人的游击队,要求给予正式名义。周石永说,我们公推曾生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长,温淑海答允了。该旅的政治处主任还赞扬我们说:“你们香港青年在不到半个月之内,就组成回乡救亡工作团回来抗日,实在令人钦佩。”

    第三批工作团回到坪山不久,即在坪山学校开办训练班。学习游击战争的军事常识、持久战、群众工作等。后据报坝岗沿海常有日寇  十余人坐汽艇上岸奸淫抢掠,强夺牧畜,我们即派团员谢奎(原十九路军排长)带领武装班四人,前往龙岗登山,向海上爬来的敌人突然起袭击,打伤几个敌人。敌人不明情况,以后再不敢来骚扰了。

    在坪山训练班结束分配工作时,我们把适宜搞军事工作及政治工作的,或适宜在部队搞救护工作的,都派到部队去。还派出团员到一些山区乡村,开展群众工作。如平山一带,派去卢伟如、周应芬、何武、杨庆、杨浩、周应庭、杨强、陈枕浪等。多祝一带,派去黄国平、曾文、钟若潮、钟育民、王丽  、冯俞、张倚如、李杰、刘玉珍、陈嘉猷、钟义、廖志婉、戚华英、范伯敬、梁  炎、郑志梅等。高潭一带,派去陈乃存、黄启帆。沙坑、周田一带,派去叶锦珠、叶芳、陈通、黄阳凤、李惠平、李煜等。

    一九三九年二月,南洋惠侨救乡总会主席黄伯才,及黄适安、钟醇生回东江视察,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连贯建议他们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简称东团),在香港成立办事处,主任刘仁铨、副主任孙石。惠青工作团全部归东团建制,统一领导。团长叶锋,我为副团长。在东江十二个县设立分团(后改为队),原工作团团长严尚民,在淡水成立抗日民主政权,被选为区长。惠青工作团团员,派去充实各团领导,钟仕开派去惠阳任第一团团长,改队后,钟育民为副队长。李翼被派去博罗任第三团副团长,改队后为队长。黎孟持被派去紫金任第四团团长。邹清容被派去河源任副团长,改队后我兼任队长,方  定为副队长。我被派去和平兼过七团团长。钟若潮派去增龙队为副队长,其余的各团、队领导人,是地方党派人担任或由抗日先锋队同志担任。

    惠青原工作团团员,从东团成立后,和南洋回来的华侨青年组成的两才队、文森队、吉隆坡队、加影队、双莪月队、  东江流动歌剧团,以及抗日先锋队等,并肩战斗,在整个东江地区,更大规模地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动员广大  人民参加抗日人民游击队。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为抗日救国的大业奋斗不懈!

 

组织惠青剧团回乡宣传抗日

 

    一九三九年八月,从香港筹组惠青剧团回来,团长邓培基,指导员黄国伟,有团员十三人。在香港排演的剧目圾《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计》(死里求生)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曾请香港著名演员石坚讲授演技,请著名电影编导吴楚帆上课。

    惠青剧团回到惠阳及宝安各地,在各大城镇、农村、部队演出话剧团及演唱救亡歌曲,大受欢迎,收效很大。惠青剧团先是惠青及东团双重领导,到一九四0年三月,国民党顽固派围攻坪山游击队时,才取消编制,留下人员归东团。

 

惠青在香港进行的各项抗日工作

 

    惠青在集中精力动员青年群众参加回乡救亡工作的同时,在香港仍不断坚持进行各项工作,即使后来遇到严重的政治逆流,仍然采取各种方法,开展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日寇在上海受到我方击伤的舰艇驶来香港红砌船坞修理。惠青即派人星夜到该船坞贴标语,并与工人开会,号召工人罢工罢修,抵抗日寇侵略。美国在香港的德士古汽油公司是专供日寇军用汽油的,我们发出严令警告,立即停止汽油供给,不得资敌。

    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寇对广州进行十天大轰炸,无辜群死伤累累,一片悲惨景象。仅“永安堂”面前,就死伤二百余人。香港各界人民闻知,悲愤填胸,举行了反对日寇暴行的示威。惠青动员会员积极参加示威游行。

    惠青在香港发动持续抗日募捐,形式多样。如街头卖花、义捐或挨户劝捐,所得款项都交与八路军办事处廖梦醒。即捐即写收据,交回捐款人,增加群众的荣誉心。

    惠青曾在香港举办学习班培训干部,曾请过留在香港的著名学者上课,如茅盾、章乃器、金仲华、欧阳予倩、刘思慕等都先后作过专题报告。也曾举办救护班,训练护士。

    一九三七年八月初,曾动员惠青基层领导及社会进步青年,分批前往陕北公学学习。经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连贯亲自审查,先后送去有十三人,学完派往各根据地党政军各部门工作。其中赖小庸、罗启明、叶潮、肖汉庭四人派往晋东南进行艰苦的对敌斗争,据悉全部壮烈牺牲。还有赖田、刘巩两人则派往晋察冀根据地工作,转战太行山、中条山、五台山、云中山等地。古佛强为《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郭显承调往山东《大众日报》任记者。叶卧波调东北工作,高云波、沙克、黄云生、黄启帆四人,回广东参加抗日游击队。

    广州失陷后,敌人进占宝安、深圳沿河一带,大批难民涌进香港新界、落马洲、新田一带。香港惠青就在那里设立难童收容所。派邓翠群(女)主持,吸收男女青年十余人,当老师和服务工作人员,全部都是义务的。他们工作认真负责,为社会一致赞扬,还举办临时难童学校。敌人退出深圳之后,难童重返家乡,邓返回东团。

 

惠青在政治逆流中坚持斗争

 

    一九四0年,国际、国内出现严重的政治逆流。国际上,德日意三国法西斯紧密勾结,要强霸世界,日本帝国主义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加紧准备发动南太平洋战争;在国内,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的论调,分裂团结,破坏抗战,打击进步力量,掀起反共高潮。

    日寇占领广州后,又占领香港外围我国的担竿山列岛、三门列岛,在军事上形成对香港包围,不断对香港施加政治压力。香港英政府采取妥协苟安政策,对香港进步抗日活动积极阻挠,反动宣传一时十分嚣张。广东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抗日游击队,残杀抗日被俘人员,封闭惠州东团团部,下令解散全东江的分团(队)及东江抗日先锋队,不准活动。全体团员就被迫转到宝安、东莞前线敌后地区,参加抗日游击队。国民党曾逮捕东团博罗队二十三人,惠阳队十二人,两才队、吉隆坡队十一人,及在各地逮捕东团干部,其中有原惠青工作团干部李冀、钟仕开、曾文、李惠清、李煜和我,女同志有邝爱莲、李森、谭淑贞、刘玉珍等十人。后获释。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香港形势更加恶化。在党的领导下,惠青采取了灵活方式方法,改变抗战初期声势浩大的活动形式,采取分散活动,重点放在各分会基层组织,以适合各分区会员要求的特点,进行工作。保留惠青总会的合法领导地位,惠青常委分工到各分区领导,丘陵任书记时,他直接管中环及酒店其他行业的分会,邓培基负责湾仔区,蔡萍负责深水步区,官平负责九龙城区。

    一九四一年邓培基任书记时,常委有邓培基、钟永锡、叶蒙生、官平。各分会收到的月费不需上缴,整个组织化整为零。惠青总会兼办义学,白天教学,晚上常委分别到各分会指导活动,各区分会租用别人学校,晚间七时半到八时半为儿童识字班,八时半以后组织读书会、歌咏班或座谈会。惠青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仍不断对干部采取不同形式的培养,曾与进步青年团体,联合举办星期讲座,请胡绳、张铁生、戈宝权、沈志远作专题报告;也有采取读书会形式,有计划学习社会科学基础教程,如论民主革命、论政党等,各区分会的活动,实际上是由党领导和部署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各分会骨干由所在地区党组织有秩序地安排撤退,大部分回到东江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或就近参加香港新界地区的港九游击大队,直接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总会则由邓培基、钟永锡、郭村、李冲、官平坚持到最后。日寇侵占之时,销毁文件,回内地参加抗日游击队。

   

惠青完成历史的使命

 

    惠青在党的领导下,从建立青年部到与买办阶级进行斗争,再到独立组织青年会,做了大量的救国救乡工作。惠青曾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国民党顽固派看到惠青蓬勃开展救亡运动,就设法进行破坏。他们在各种纪念节日大会,派人发表反对坚持抗战到底的反动谬论,甚至反对国共合作,说什么国民党可以单独打败日本,放黄河缺口淹死日军等等。我们针锋相对给予驳斥,使他们无地自容,无辞可辨。以后,他们又派人打进来,公然挑拨是非。我们发动群众,揭发他的阴谋,给予开除会籍。先后动员惠阳青年及外省青年组织了三批回乡救亡工作团,及惠青剧团,共一百六十多人,回到内地进行抗日工作,后来全部转入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领导骨干遍布东江各县。东团被解散后,转到敌后参加东江纵队。

    一九四0年后,香港处在政治逆流中,惠青采取灵活分散措施,以基层为阵地,也曾收容失散的抗日战士,给予生活照顾及医药治疗,帮助归队,重上战场。各基层分会,保存骨干力量,团结会员,动员青年会员回内地参加武装斗争。积极做好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和社会救济工作。惠青一直坚持到香港沦陷,所有成员都直接投身到抗日中去,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原惠青回国全体干部受到了战争的考验与锻练,在不同岗位上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

      在对敌作战中,钟仕开、钟若潮、黄闻、王慕英、陈剑、李惠清、黄国平、王丽

(女)、郑志梅、赖小庸、罗启明、叶潮、肖汉庭、符呈平等同志,为革命英勇献身。

  历史证明,香港惠阳青年会,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不愧是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作者附言:本文蒙丘全、严尚民、叶锋、黄业、杨德元、何武、方定、赖回、郭村、黄冠芳、李杰、黄小英、叶汉生、张瑜、杨浩、邓志英等同志提供材料和修改意见,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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