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访香港抗战遗址 /人物.2

作者：林鸣

    引子：在东江纵队电台历史上，电台基本上紧随司令部行动，却有长达11个多月时间里称作“石水涧电台” ……那是一段鲜为人知的、重要的、特殊的历史……

    香港素以弹丸之地见称，寸土寸金。

    但在港岛中环繁华似锦的闹市中心，有一片百米见方修剪得非常整齐的草坪。那里四季绿草丛荫，鲜花绽开。草坪中央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用中英文刻着【英魂不朽、 浩气长存，The Glorious Dead 1914-1918 1939-1945】。对面是纪念花园，门口牌匾上写道:【大会堂纪念花园，乃为纪念在1941-1945年间，于保卫香港的战事中捐躯的军民而兴建，座落中央的十二边型的纪念龛，内存一本阵亡者名册和纪念花环，墙上并镶有“英魂宛在、浩气长存”八个字为志】。

    以往每年二战结束纪念日，港督便以三军司令的名义，率领英军将领、政府主要官员、社会绅士名流、外籍退伍军人等，在此举行仪式，向纪念碑献花圈，悼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和平而牺牲的亡灵。    

    在港英时期，香港的太平洋战争抗战历史一般只提英军的十八天香港保卫战，而之后三年零八个月日占时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与香港市民的武装抗战史基本被掩盖不提。

1998年10月28日香港中环纪念花园全景

    1998年10月28日，香港政权回归后的第二个重阳节，在董建华特首率领的拜谒队伍中，多了一群年过半百、白发苍苍、饱经风霜的中国老人，他们便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老战士、以及军属和烈属的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致辞

    行政长官董建华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每一位为保卫香港作出贡献和牺牲的港九独立大队游击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高度评价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地位，并将【为保卫香港而捐躯之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单】安放在中环纪念花园纪念龛内。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会长罗欧锋向特首递交烈士名册

董建华向纪念龛敬献花圈

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马毓真、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刘镇武、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国雄、港区人大代表李泽添、香港特区首席大法官李国能、行政会议召集人钟士元、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等，出席了安放仪式并献上花圈；有关外国使节、社会各界人士也出席了仪式并献上花圈。

仪仗队鸣枪致敬

    这一天是划时代的、是重写历史的时刻！

    在这次纪念仪式上，特首董建华在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创会会长罗欧峰老战士的陪同下，将【為保卫香港而捐躯之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单】安放在纪念龛内，这标志着香港政府正式确认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淪陷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成建制堅持武裝抗日的唯一军队，这标志着香港政府首次正式确认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保卫香港所作的历史贡献，象征着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烈士英灵在香港得到了安息。

港九大队老战士和烈士家属们在烈士名册安放仪式上

    这一刻，多少在场的和不在场的、曾为抗日战争出生入死的中国革命老人，流下了热烈、激动、欣慰、委屈的眼泪。

    在这些泪流满面的老人中，有我敬爱的父亲林传，他是作为特首特邀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以及烈属代表的双重身份，光荣地参加这次纪念和安放仪式。

    在港九独立大队115名烈士名册中，有一位是我的亲人，他就是我父亲的大哥林生。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在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孤悬敌后，独立进行游击战，必须依靠电台才能与延安党中央保持联系及时接受指示。

    1941 年 12 月底香港沦陷。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八办）撤离香港时，经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批准，留下了“八办”电台技术骨干刘澄清、杜襟南、戴机等人在广东游击区组建电台。

    1942 年 1 月下旬的一天深夜，在广东省宝安县龙岗甘坑的山沟里，电台人员用拼凑起来的电报机，使用原香港“八办’的电台频率和呼号，经过近一个月的呼叫和等待，终于与延安党中央的电台对上了话，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电台从此正式成立了。

    当时，中共南方工委、中共粵南省委、中共香港市委所有的电台都被敌人破坏了。所以这部电台，除了是游击队的电台之外，亦是整个广东（包括广西、湘南、赣南等）地区党组织与延安党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直接联系的唯一电台，十分重要。

    电台刚成立时，经常为躲避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鬼子的围剿而不停地转移，情况十分危机，严重影响了收发报工作。为安全起见，中共“南委”和广东“临委”决定，将电台迁往香港新界的山沟里，一是因为国民党顽固派不敢过境香港追剿，二是因为入侵香港的日本鬼子暂时还无暇顾及香港新界地区。

    这个“山沟”，就是香港沙头角的石水涧村。​

    石水涧村是我的祖家。从沙头角乌蛟腾村后的一条向南的羊肠小道翻山越岭 8 里多路才能达到。

    石水涧虽为村，但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全村仅我们姓林的一户人家，终年以务农和打渔为生。 从 1942 年 4 月到 1943 年 3 月的十一个月里，电台就一直藏在我们家里秘密地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

    1943 年 2 月下旬，根据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的指示，中共广东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乌蛟腾村附近的上下苗田召开会议（史称“乌蛟腾会议”），尹林平、连贯、梁广、梁鸿钧、曾生、王作尧、杨康华、李东明、罗范群等重要领导均从广东各游击区赶来出席。会议总结了东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的经验教训，并通过了十点决议部署日后的工作。这是广东人民抗日战争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是一个重大转折点。会后经延安党中央的批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于 1943 年 12 月 2 日正式冠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員，尹林平任政委，下轄 7 支大队（包括港九独立大队）。

    会议期间不断发电报请示党中央和南方局，同时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也不断发来指示，指导会议讨论。而这些往來的重要电文，就是经过设在我们家的石水涧电台收发的。

    第二件大事就是发生在 1942 年 9 月 25 日的“乌蛟腾惨案”。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六日，中秋节翌日的凌晨，日本鬼子一个中队 300 多人，趁着村民熟睡时， 突然包围了乌蛟腾村，将村民赶到村子中央的晒谷场上，架起 4 挺黑洞洞的机枪，逼迫村民交出游击队员和说出电台的位置。村长李世藩被严刑拷打当场牺牲，另一位村长李源培被拷打昏死。日本鬼子问不出任何结果，天亮时无奈撤走了。

    1951 年 10 月，为纪念两位村长和其他七位参加抗日战争而牺牲的村民，乌蛟腾村民在村附近的山边竖立了全港第一座带红五星的「烈士纪念碑」。1984 年曾生司令员重访乌蛟腾村时提议更名，并挥毫题了碑名「抗日英烈纪念碑」。2015 年 8 月中国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的通知》包括了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亦是香港的第一个国家级的抗战纪念碑。

    我叔公林戊自己有一条小渔船。他见游击队打鬼子保家园，便主动带着 16 岁的侄儿林传（也就是我父亲）一起为游击队服务。当时游击队大队部在西贡，与石水涧村隔着一条海。一开始他们是划船接送游击队的交通员往返，后来叔侄俩也参加了游击队，成为了光荣的交通员，独立执行送信任务，建立起了一条经泥塘角到对岸深涌的海上交通线。无论刮风下雨，只要有任务，叔侄俩二话不说就出发，甚至刮台风也毫不畏惧。

    有一次电台收到的电文非常紧急。当时刚好刮着台风，虽然是白天，但乌云滚滚、风雨交加、天昏地暗，叔侄俩毅然冒险出海送信。当划船搏斗到深涌时，却始终无法靠岸，一次次被浪打回到海里。这时叔公向侄儿使了个眼色，侄儿心领神会，一个猛子扎到海里，顺着海浪向岸边游去，等海浪往回退时，就趴在海底、屏住呼吸、双手插在泥沙中不让海水往回拖，等下一个浪涌过来时，又顺势拼命往岸边游，接着又屏住呼吸双手插在泥沙中趴在海底等下一个涌浪来时再游，这样几个来回，终于战胜了无情扯后腿的海浪，登了上岸，及时完成了送信任务。

    在海上送信还经常会遇上鬼子的巡逻艇盘查，叔侄俩每每装着出海打渔，凭着胆量化险为夷，出色地完 成送信任务。

    电台除了工作人员外，还有一个由二十几人长枪队组成的警卫排。这三十人的饮食是日常生活的大事。电台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不能外出，食物和用品等物资的采购和运输任务，就由我大伯林生和他妻子陈嫂承担起来。为避免暴露，他们经常舍近求远、翻山越岭到沙头角墟、或者划船到西贡墟去采购，然后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一点扛上山，保证了电台人员的日常生活所需，从而保障了电台的正常运作。

    1943 年春天，日寇开始大规模扫荡沙头角地区。电台在“乌蛟腾会议”之后一个星期撤离了石水涧村。日本鬼子根据之前“会议”期间侦测到的频繁电台信号，终于摸到了石水涧村。鬼子在我家屋后发现了一些废弃的电台电池和游击队用过的物品，认定这里就是游击队的指挥部所在地。当时只有我大伯林生一个人在家。鬼子将我大伯捆绑起来，倒吊在家门口的树上严刑拷打，然后又放下来往肚子里灌水、灌满后再踩压出来，然后再灌再踩，逼他说出游击队和电台的下落。我大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始终没有吐露半点游击队和电台的秘密。鬼子恼羞成怒，将我大伯拷打重伤致死，最后放火烧了我家的全部房屋。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当年，我的父辈参加革命离开家乡转战南北，房屋被日本鬼子烧了，土地多年无人耕种荒芜了，作为行政村的石水涧村后来也被撤消了。只有那永不消失的抗日电波，仿佛仍在空中萦绕……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缅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捐躯的无数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