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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群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在华南敌后建立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在长达八年之久的艰苦曲折的抗日斗争中，东江纵队积极配合全国各地抗日战场和盟军，英勇地打击敌人，成为蜚声中外的华南抗日战场一支坚强的武装部队，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重温东江纵队为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研讨东纵的特点及其精神，对于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与光荣的革命传统，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一、东江纵队的特点
（一）东纵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在华南敌后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0月21日侵占广州。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东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抗击日军的侵略。此时组织武装抗日并非易事。十年内战期间，广东党组织屡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镇压，一度中断活动，东江、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几乎损失殆尽。直至1936年广东党组织才得以恢复和重建。组织抗日武装斗争是白手起家。广州沦陷前后，广东党组织先后派曾生、王作尧、阮海天、黄木芬等共产党员到惠阳、东莞、宝安、增城等地组织抗日武装。曾生从香港带回共产党员、进步工人、青年学生100多人。他们不仅没有作战经验，有的人连枪都未打过。大部分人没有武器，其中不少是女同志。王作尧在东莞组织了100多人的游击队，到县政府仅领到40多支残旧生锈的步枪，每枪只配15发子弹。党中央、广东省委重视和关怀华南敌后游击战争，先后派来梁广、梁鸿钧、李振亚、周伯明、邬强、卢伟良、彭沃等红军骨干来部队工作。国民党当局不允许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千方百计予以消灭。1939年曾王两部突破顽军包围，东移海陆丰，遭顽军围追堵截，部队严重受挫。1940年遵照党中央5月8日电示，两支部队重返惠东宝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党委派东江前线特委书记、老红军尹林平来召开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并任这两支部队政委，加强领导。1942年，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到部队，召开一系列会议，布置和指导部队发展工作，在部队设立电台，与党中央取得电讯联系。1943年12月2日正式成立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
纵队成立后，乘胜前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粉碎敌军“万人扫荡”、“铁壁合围”等多次进攻，扩大游击根据地，至抗战胜利，部队发展至1.1万多人，组织民兵1.2万余人。他们转战东江两岸、挺进港九敌后、粤北山区和韩江地区的39个县市，威胁着敌占大城市广州和香港，建立根据地、游击区总面积约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50万人以上，对日伪军作战1400多次，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俘虏、投诚3500余人，反击顽军作战600余次，共缴获各种武器6500多件，配合全国抗日战场和盟军的反攻作战，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积极贡献。
必须指出，东纵在广东人民抗日武装队伍中具有重要地位。1942年5月，设在韶关的中共粤北省委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后，驻东纵的省军政委员会就起着临时领导全省工作的作用。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广东省临委；1945年7月成立中共广东区党委，均由尹林平当书记（兼东纵政委），两领导机关均驻东纵。东纵长期保护省的领导机关，领导机关许多重要工作、重要会议均在东纵驻地进行，领导全省党组织，并指挥全省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省临委还委托东纵举办学习班，负责审查和恢复华南地区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抗战后期，广东区党委授权东纵司令部指挥全省抗日游击战争，东纵政治部负责指导全省各部队的政治工作。东纵先后派出梁鸿钧、周伯明、李振亚、李筱峰等一批党政军干部到珠纵、琼纵、粤中、南路、韩纵等部队加强力量，派出电台人员到琼纵帮助重建电台，恢复与党中央联系。派李嘉人为代表到罗定与李济深谈判，支持李开展西南民主抗日活动。
（二）东纵组成人员中，知识分子多，港澳同胞多，归国华侨多，女战士多，有广泛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国家危亡日益深重，唤醒了许多知识分子，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广州先后有民众在永汉路抵制日货而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的血案和1935年声援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游行，涌现和成长了一大批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后来许多人都参加到东纵来，因此，东纵组成人员中有许多知识分子，有留学生（如梁威林、严尚民、邓楚白、饶璜湘等）、大学生（如曾生、王作尧、杨康华、饶彰风、曾源、杨奇等）和大批高初中生，政治和文化素质较高。东纵政治工作、民运工作和文化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先后创办《大家团结报》、《新百姓》报和机关报《前进报》，还组织剧团、政工队、艺宣队等，取得卓著成效。
东纵坚决抗日，赢得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侨以及港澳同胞的拥护和大力支援。他们不仅从精神上、财力物力上支援部队（通过宋庆龄转送的一次捐款就达20万元），还送儿女回国参加游击队，上前线作战。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先后回来参加东纵就达1500多人，对部队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泰国华侨陈一民任东纵第三支队政委。许多华侨子弟牺牲在战场上，如中队政委、泰国华侨钟若潮（李中）牺牲时新婚才3天。
女同志在东纵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她们活跃在杀敌战场上以及后勤、民运、医务、情报、交通、电台、文艺等工作上，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其中有亲送七个子女参加抗日队伍，自己也为抗日大业牺牲的革命母亲李淑桓；游击队第一位女连长李玉珍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曾用10多分钟就一举消灭20多个敌人，受到支队长表扬；“交通王”杨女麻熟悉每条道路的地形地貌，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机灵，每次为部队带路都能出色完成任务；支队领导干部赵学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把部队团结好；敌工科长林展，懂英、日等国语言，管教120多个日军俘虏，争取他们转化，建立反战同盟组织，开展策反工作。女医护人员易焕兰战场上奋不顾身抢救伤员，被称为模范医务工作者。
东纵会聚五湖四海爱国人士，人才济济、群英荟萃。为了共同的救国目标，他们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团结一心，并肩战斗。尤其是知识分子干部尊重工农干部和老红军，虚心向他们学习。以尹林平为代表的老红军在部队中发挥了领导核心和骨干作用。
（三）东纵把抗日游击战争从农村推进到敌占港九大城市和沿海，成功地创造了大城市和沿海抗日游击战争的典型范例。
东纵活动在敌占两大城市广州、香港之间，敌占重要交通动脉广九铁路两侧，是一块既无高大山岭依靠，回旋地又很小的狭长地带。东纵因地制宜，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开辟了东莞大岭山和宝安阳台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并把游击战推进到敌占港九地区和沿海。
在日军进攻港九之日,东纵即派出两支武工队进入九龙新界开辟游击区，一支由黄高阳、曾鸿文率领活动在元朗、荃湾一带；一支由黄冠芳、刘黑仔、刘春祥等率领活动于九龙城以东和西贡、沙头角等地。1942年2月统一成立港九大队，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鲁锋任副大队长、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游击队与敌周旋于九龙山区，曾炮击沙头角以钳制敌军，并派出短枪队深入港九市区散发传单，使敌恐慌撤回港九，瓦解了敌人“扫荡”；不断出击港九地区的敌军的岗哨，巡逻队和敌船，炸毁日军启德机场油库、飞机，爆破九龙第四号火车铁桥，处决日军九龙宪兵司令部汉奸翻译陆通译，活捉日本南支派遣军高级特务头子东条正之，打得港九地区敌军日夜不得安宁。短枪队刘黑仔的名字更使敌人闻风丧胆。游击队还活动到广州市郊，直迫白云山脚，曾攻入罗布洞，歼敌一连。
东纵在大鹏半岛东西两侧成立了两支海上游击队，分别是以刘培为大队长、曾源为政委的护航大队和以陈志贤、王锦为正副队长的海上游击队，后第六支队成立海陆大队，由吴海任大队长、黄秉为政委。大亚湾和大鹏湾开展的海上游击战3年多，俘敌船43艘，击毁、击沉敌机帆船和大木船十多艘，曾直入大亚湾敌军巢穴，歼灭伪军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生擒伪大队长，扰乱日军海上运输线，控制南海数百里海岸线，有力地配合东纵陆上游击队打击敌人。
（四）东纵抢救一大批中华民族精英，保护了我国文化瑰宝。
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许多民主人士和文化人被困香港、九龙。这些人中不少是我国的文化精英。抗战爆发后，他们在国统区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遭到顽固派的迫害。“皖南事变”后，他们更无法立足，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活动。日本占领香港后，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党中央电示廖承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廖即和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以及林平部署抢救工作。东纵以极大力量同地方党和有关方面紧密配合，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把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胡绳、范长江、乔冠华、于毅夫、刘清扬、梁漱溟、李伯球、陈汝棠、张铁生、张明养、高士其、羊枣等民主人士、文化人和家属八百多人抢救出来，安全护送回后方。被抢救出来的还有国民党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夫人等。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称赞。韬奋在东江游击区挥毫赠墨宝：“保卫祖国为民先锋”，题款称：“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以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藉志谢忱。”矛盾撰文称东纵抢救文化精英，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为此，党中央致电东纵予以表扬。
（五）东纵抢救一批国际友人和盟军人员，赢得盟军信任，从而建立情报合作关系，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发展。
东纵在全力营救被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的同时，营救了不少盟国的文武官员。为了更好地开展营救工作，扩大游击队的国际声誉，港九大队成立伊始即设立国际工作小组，由熟悉英语、与英国和盟国人士有较多社会关系的黄作梅、林展、谭干等负责，深入到港九市区和敌军集中营里开展营救工作，帮助国际友人和外国官员逃离集中营。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胜利，经东纵营救护送到大后方的英国、美国、印度、丹麦等人士上百人，其中有英国的赖特上校等。此外还救护对日作战遇险的美国飞行员8人。美空军克尔中尉1944年2月袭击香港启德机场时，飞机被日军击中，跳伞逃生，遭数千敌人三个星期的搜捕和围攻。被东纵救护安全脱险，辗转送返中国大后方。这一传奇故事为在华盟国友人传颂，甚至美军十四航空队把它作为教育飞行员的材料。克尔中尉给东纵写信致谢，并称：“中国的抗战已赢得全世界的景仰，而我们美国人也以能与你们如兄弟般一同作战而自傲，在战争里以及在和平的时候，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同志”。其他获救的国际友人在离开东纵归队时也都留下热情洋溢的信，表示对游击队的敬佩和“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谢”，称东纵为“英勇的军队”，“全世界都将传颂你们伟大的工作”。由此，盟国开始认识和重视东纵的战略地位。1942年7月，经英国国防部批准，在桂林组织英军服务团，在惠州设立“英团”前方办事处。港九大队国际工作小组人员配合“英团”前方办事处潜入香港组织情报站，布置秘密交通线，进一步营救英军被俘人员。1944年7月，李嘉人、邓楚白带领一批进步青年从桂林到东纵、珠纵参加部队。邓向省临委报告了美军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打击日军，需东纵配合。接着省临委派邓与从珠纵到广州的李嘉人接头，派李回广西联系。随后，经党中央电示同意，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出一情报组到东纵建立情报合作关系，并设立电台。东纵相应建立联络处作特别情报部门，任袁庚为处长，黄作梅任联络员兼英文翻译，主管广东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情报工作。联络处的情报组织规模迅速扩大，情报人员发展到200多人，遍布东江敌占区，南起香港，北到广州，西至珠江东岸，后来粤北西江沦陷，又扩展至西北江去。情报人员李成还打入香港日军宪兵部特工课，窃取一份驻港日军的军用地图副本，交地下党负责人黄施民转黄作梅交美军十四航空队，盟军据此炸毁香港九龙船坞等日军据点。东纵第七支队派人配合盟军到大亚湾进行测量海岸地势地貌和海水深度等工作。黄作梅还亲自带领美军侦察军官，近距离实地侦察拍摄日军启德机场，这对美军准确轰炸启德机场起了十分重要作用。黄作梅在《我们与美国合作》等文写道：“因为这些情报对在华美军当局证明了非常宝贵和有用，东江纵队获得了陈纳德将军、在华美军司令部甚至华盛顿的赞誉。盛赞东纵情报站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它的情报被认为“在质与量都经常优越”，感到“极大满意”。鉴于东纵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1947年英国政府邀请黄作梅到伦敦参加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大游行，并获英皇接见，授予MBE勋章。这是对东纵贡献的充分肯定和嘉奖。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林彪、四人帮为诬陷东江纵队是“土匪部队”、“叛徒、特务”，残酷迫害尹林平、曾生、李嘉人、邓楚白、袁庚等东纵一大批同志，以“美国战略情报特务”等罪名投入狱中，备受摧残，一些人还被害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幸而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查到党中央批准东纵与美军十四航空队情报组建立联系的电报才真相大白，沉冤昭雪。
（六）东纵对后来的三年解放战争胜利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了争取实现全国和平，顾全大局，遵照国共和谈协定和党中央的命令，东江纵队2583人北撤山东解放区，后扩大成为两广纵队，由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委，编入三野序列。在三野指挥下，先后参加解放战争华东战场的鲁南、莱芜、豫东、济南、淮海等重要战役。东纵主力北撤时留下的部分武装骨干在原地继续坚持斗争。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又响应党的号召，恢复武装斗争，重新组织武装队伍，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由尹林平任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黄松坚，副政委梁威林、参谋长严尚民、政治部主任左洪涛，后由魏南金代理。纵队、支队甚至团一级的指挥员多由原东纵的骨干担任，使部队迅速发展壮大。该纵队活动在粤、赣、湘三省50多个县，解放了十多座县城和广大乡村，解放区人口增至400余万，作战部队38000多人，为解放大军进军广州、解放广东铺平道路。1949年9月，边纵迎接解放大军南下，与两广纵队汇合，担负解放广州战役一翼的任务，为解放广东全境作出重要贡献。
二、东江纵队的精神
东江纵队的精神是什么？回顾东纵的战斗历程，概括其业绩，贯穿一条主线，就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广大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当祖国和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他们许多人舍弃优裕的生活，不贪图高官厚禄、名利地位，而是慷慨悲歌，共赴国难，一心救国。曾生为培养海员子弟，说服母亲把变卖田产所得500元，创办“海华学校”。后来全部教员和部分学生都先后回东江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东纵民运队长张贯一把结婚戒指拿出来作本钱办榨油厂，帮助群众生产度荒。像这样无私拿出自己的钱财支援部队的事例不胜枚举。部队的指战员在日伪顽夹击中艰苦转战，风餐露宿，挨饥受冷，挖野菜度日，但都不能消磨他们报效祖国的决心和意志。他们拿起简单的武器与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军作殊死搏斗，他们冲锋在前，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如黄友率全班战士，为掩护部队转移，与数百敌军血战，全部壮烈牺牲。延安《解放日报》作了详细报道，党中央追认黄友为“战斗英雄”。在敌人牢狱和刑场上，先烈们坚贞不屈，不怕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坚持民族气节和坚守党的秘密。如港九大队女中队长方兰年迈的母亲冯芝在香港当义务交通员，为掩护同志挺身而出，牺牲在日军的牢笼中。又如新丰县工委书记后调入东纵的陈宜广，不幸被日军俘获，他拒不投降，最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在长达八年的抗战艰苦岁月中，东纵牺牲指战员2500多人，涌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事迹无不闪耀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芒！
今天，战争的硝烟已离我们远去，我们不再需要像东纵的先辈们那样奋战沙场、流血牺牲，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呢？
（一）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旗帜。只有爱祖国、爱人民才是我们的根本。今天，我们祖国现代化建设任务艰巨，党的十六大发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号召，我们应该自觉投身现代化建设中，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贡献力量。
（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解决人为什么活着的根本问题。人生意义应该是给予而不是索取，人的价值在于对祖国的贡献。革命先辈能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毫不保留地贡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就是由于他们有着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祖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结合，就能把人的思想觉悟升华到崇高的境界，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
（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党的历史深刻表明，我们党之所以立于艰难困苦的境地而不败，并且不断取得胜利发展，就是由于我们党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忘为人民谋幸福，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新的概括和发展，将不断鼓舞和激励共产党人永远牢记党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永远与人民心连心。这是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的重大问题。只有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科学发展观，真正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把现代化建设事业搞上去，我们党才能无往而不胜。
（作者系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抗战时期任东江人民抗日自卫总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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